原标题：“改革先锋”曾经历这些不为人知的挑战

　　来源：长安街知事

　　昨天，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11位北京大学教师和校友获得改革先锋称号。今天，北京大学隆重举办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座谈会，邀请部分改革先锋回到母校，回顾40年伟大历史征程中的奋斗经历。

　　长安街知事（微信ID：Capitalnews）发现，灯光璀璨的英杰交流中心阳光厅没设讲台，正红的背景板前，厉以宁、胡福明、钟南山、樊锦诗、林毅夫、王选夫人陈堃銶、邹碧华夫人唐海琳等与北大校领导围桌而坐，回忆改革，展望未来。

　　王选：样机诞生却被劝“别做了”

　　除了中国科学院院士、国家最高科技奖得主和北京大学教授，王选还有两个独具特色的标签——“汉字激光照排系统之父”和“有市场眼光的科学家”。

　　昨天，他作为“科技体制改革的实践探索者”获得改革先锋称号。

　　今天上午的座谈会上，他的夫人陈堃銶回忆，当年研发过程中诸多困难，比如元器件难以购买，读盘时出现错误，甚至因为设备此起彼伏地的故障，激光汉字照排系统原理性样机问世时间也推迟了。而印象最深的细节是：当原理性样机出来的时候，不只一个人对王选说，“不要再做下去了，你已经成功了，你是有才能的人，你要研究其他事情。”

　　王选可不这样想，他坚定地认为，“应用型研究如果不做成商品，对社会就没有价值，应用型研究的成果，应该经得起市场的考验！”此后多年，他也一直在思考将成果转化为商品。“为什么说他是科技体制改革的实践探索者，我想可能是这一点。”陈堃銶推测。

　　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作为北大方正集团的主要开创者和技术决策人，王选提出“顶天立地”的高新技术企业发展模式，积极倡导技术与市场的结合，闯出了一条产学研一体化的成功道路。时至今日，王选倡导的“科技顶天，市场立地”的创新理念，也成为北大计算机研究所人最熟悉的口号。

　　“告别铅与火，迎来光与电！”人们时常用这句话来概括王选的贡献，陈堃銶进一步解释，实际上，汉字激光照排系统还为报社带来四个变化，即告别纸印、报纸传真机、电子分色机和胶片。

　　“如果没有改革开放，我们科研条件绝对不会这么好，不可能得到这样大的荣誉。”由于家庭出身不好，当年，他们两口子可是“一对黑”，陈堃銶由衷感慨，个人命运和国家命运紧紧结合在一起。感谢时代的同时，她也寄语年轻人，“非常希望大家都能珍惜这个时代，踏踏实实工作，去掉浮躁，我们国家在这样一个时代，一定能繁荣富强。”

　　胡福明：病房走廊板凳上写提纲

　　1978年5月11日，胡福明校友以共产党员的巨大勇气和知识分子的强烈担当，冲破“两个凡是”思想禁锢，作为主要起草人，在《光明日报》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邓小平同志支持下，全国范围内掀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拉开了解放思想的序幕。

　　在北大的会上，他讲述了自己参与拨乱反正，推动新思想新实践发展的经历。

　　而昨天下午，大会闭幕后，他就来到人民大学详述文章创作过程。

　　从人民大学毕业后，胡福明去往南京大学教书，“文化大革命”过去之后，他感觉自己的学术生涯也迎来二次解放，“作为理论工作者，我当时的看法是更要好好学，继续革命理论不能再搞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需要正本清源，还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以本来的面目，批判否定四人帮。”

　　但在1977年2月，“两报一刊”都提出“两个凡是”的观点，“两个凡是就是说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但这在理论上是错的。我想到这个问题。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

　　想明白这个问题后，胡福明仍没有动笔，他也怕啊，“我想去批判，但是我不敢，这一段时期思想斗争很激烈。”

　　但他转念一想：我是一个共产党员，是一个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人，如果我没有说这个问题，只能说我的理论水平低，我的觉悟低，你没有尽到责任；可是我发现“两个凡是”的错误了，发现了它的马克思主义本质了，我如果再不去批判，我觉得我对不起党，没有尽到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应有的责任。

　　这个思想斗争一两个月以后，他终于觉醒，开始写文章批判“两个凡是”。 1977年夏天，胡福明妻子住院，病房还有其他女病人，他感觉不便在病房里照顾。就把《毛泽东选集》都带着去，在走廊把几张凳子拼起来，在凳子上写提纲。

　　文章主要分三部分，第一论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普遍性，第二阐述马克思、恩格斯等如何用实践标准来检验理论，第三批判“四人帮”和个人崇拜。

　　当时，也有专家建议直接批判“两个凡是”，胡福明经过慎重考虑后认为不妥，公开批判两个凡是等于自杀，永远不可能出版的。

　　钟南山：抗非典时权威部门曾来“纠错”

　　或许连胡福明自己也没料想到，40年前那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重磅文章，还会成为一位医者抗击非典的“座右铭”，这位医者是他的校友、中国工程院院士、“非典英雄”钟南山。

　　“到底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还是“两个凡是”，那篇文章对我影响非常大。”钟南山甚至大胆断言，要是按照“两个凡是”的思想来对待非典，恐怕还要死更多人。

　　时光倒回至2012年12月底，一位重症监护室的年轻大夫找到钟南山，请他去看一个奇怪的肺炎病人，那是一名来自广东河源的40多岁的患者，得病后发展非常快，几天时间，两个肺就白了，跟患者一起吃饭的人也病了，情况有些蹊跷。钟南山看了以后，觉得没有见过这种病，书上没有记载过，别人也没有研究过，尽管不知道病源，但根据几十年临床积累，通过六七个病人的实践，他们摸索出治疗和康复的办法，并总结出“三早三合理”等经验。

　　2003年年初，非典疫情蔓延，北京却传来消息，在广东送去的两例标本切片中，发现了典型的衣原体，有关权威部门据此宣布，引起广东非典型肺炎的病因基本查清，病源就是衣原体，建议使用抗生素治疗，还要求纠正钟南山他们的“错误看法”。“我们几个觉得奇怪，这个衣原体容易治，治疗以后好得也很快，也不会传染那么快，不太同意。”钟南山没有迷信权威，他认为是“实事求是”给自己指明了方向，“关键是我看到我这么做，病人也好了，为什么不这样做？”

　　此后，钟南山牵头的联合攻关组宣布，冠状病毒的一个变种可能是非典型肺炎的真正原因。几天后，这一结果得到世界卫生组织正式确认。因为他的“坚持己见”，很多人的生命得以挽救。

　　除了非典，在公共卫生领域，钟南山一直至积极建言者，面对席卷全国的雾霾问题，钟南山早在2013年就提出要雾霾的危害，并建议应该在全国公开雾霾情况，以便大家共同努力克服困难。这番言论，在起初也引来一些争议，但此后，国家的确做了防止雾霾上做了全国动员，取得很大成果，“我完全相信我们再经过五年会有很大的进步。”

　　会场上，82岁的钟南山满头黑发，声如洪钟，与同龄人相比格外显年轻，他将这样的饱满状态归功于锻炼，他还自诩跟现场的学生差不多，也是“80后”。这位“80后”院士如今还坚守一线，查房、会诊、科研、带研究生，样样不落，“我觉得我还能干！”

　　如今的他还记挂着几件大事儿，坚持26年研制的一种抗癌药，4次上FDA（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四次被很多专家否定，他希望在有生之年干出来；另外就是建设亚洲最大的呼吸研究中心。

　　他还寄语年轻的北大学生：要有理想，更要有梦想，要有要求，更要有追求，要有志气，更要争气，要有热情，更要有激情。

责任编辑：闫宏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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