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一度的春运再次启程，回家就是中国人的心灵图腾，尽管故乡几成他乡。年年春运，一票难求。据透露，2018年的春运规模接近30亿人次，对全国的交通系统又是一次“压力测试”。

　　四大出行方式中，铁路和公路仍占据绝对优势，水运和民航还只是有限补充。不过，随着近年来互联网+的扩展，春运拼车日益受到青睐，也成为各平台竞相推出的功能。稍早前，交通部副部长刘小明表示，春运期间，鼓励民众通过相互拼车的方式出行，但同时将加大力度打击非法拼车运营。可以看出，政府部门在增加供给方面的政策弹性很大，即使可能在执行层面增加难度，也以前者优先。千方百计增加供给，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应有之义。

　　不过，供给并不能解决春运的问题。出行难，对于春运而言，是个无解。市场所信奉的价格杠杆无法在春运期间施展到极致，否则将外溢成为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交通部门一直增加运力，但运力不是印钞机，想增加多少就增加多少。因此，将春运问题归咎于价格和供给，只是皮相之论。春运的背后，是急遽发展的工业文明和依旧蒂固的农耕文化之间的碰撞，是区域经济的长久持续失衡。求解春运，涉及到的往往是户籍、人口、收入、城镇化、公共服务等改革的深水区和硬骨头，殊非易事。

　　因此，春运需要两种“供给”：短期内，增加运力供给，增加出行方式的供给，尽可能地缓解公众在春运期间的焦虑。长期内，增加制度供给，增加更多选择性，尽量让更多中心城市崛起，让小镇和乡村复苏，让城乡和东西差距不是拉大而是缩小，让人口无需如此大规模和大范围的潮汐式流动，从而真正将春运的需求降下来，趋于平稳。

　　事实上，如果将时间拉长，放在40年的历史维度下观察，我们便很容易得出结论，出行的便利性史无前例的增加。一部改革开放后的春运史，就是一部中国经济社会的变迁史。从绿皮车的一统天下到动车、高铁的兴盛，从单一的火车出行到民航、自驾的丰富，从归乡回家到旅游休假，春运依然是个难题，但早已不是那个初级阶段的难题了。

　　发展中的问题，只能通过发展来解决。尽管春运场景依然难逃人山人海，但这些年的拥挤度和买票难度有所下降，也是事实。饭要一口一口吃，问题要一个一个解决，我们固然不能说一切问题都是时间问题，但春运的化解和解决，需要时间催化和引进变量。

　　动辄数十亿人次的春运难题，尽管糅合了文明的迭代和文化的转型，但究其本质而言，还是一个经济问题，一个制度问题，一个需要不断发展、不断改革、最终改变供求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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