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38年6月，中共中央长江局根据叶挺的提议给中央写了报告，中央同意组织新四军委员会，项为主任，叶为副之。项英却并没有因此而重视搞好与叶挺的团结，两人矛盾不断加深。

周恩来是我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的主要创建人和领导人之一。在全面抗战期间对新四军政治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他对新四军政治建设的贡献之一，是加强了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从组织上保证党对新四军的绝对领导。

毛泽东同志指出：“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干部队伍建设是军队政治工作的重要内容，建设坚强有力的领导班子和过硬的干部队伍，是新四军不断发展壮大的重要保证。

西安事变爆发后，国民党被迫接受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倡议，但又玩弄“北和南剿”的阴谋，调集40多个正规师、60多个保安团，加大了对南方红军游击队的围剿力度，妄图在国共谈判达成协议前，铲除共产党在南方的战略支点。全面抗战爆发，迫使国民党放弃“北和南剿”方针。1937年7月18日，国共两党就南方红军游击队改编问题再次谈判，因蒋介石固执偏见而形成僵局。

“八一三”淞沪抗战后，东南战场形势严峻，周恩来再次提出关于南方红军游击队的改编问题。蒋介石企图通过改编，实行所谓的“军令、政令统一”，把这支部队掌握在自己手中。中国共产党吸取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教训，坚持共产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通过改变番号与编制，以取得合法地位，发展和壮大人民武装。1937年9月后，湘鄂赣组建了由傅秋涛为司令的人民抗日红军游击支队，由于对独立自主原则认识不足，曾一度接受国民党派人来担任副司令、参谋长等职的条件，周恩来了解后，立即进行了纠正。在南方红军游击队整编中，还发生了“漳浦事件”、“闽中事件”的严重问题。

在国共谈判中，国民党提出由他们派人和领导南方红军游击队的改编，遭到周恩来断然拒绝。因此，新四军的领导权和干部任免问题成为谈判焦点之一。在军长人选上，蒋介石曾考虑由陈诚、张发奎等出任，共产党坚决反对国民党插进一个人来。

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在上海会见了叶挺，希望由他出面组编南方各省红军游击队，以便尽快下山抗日。叶挺欣然接受了这一重托，与国民党有关人士进行商谈。蒋介石认为，叶挺脱离共产党十年了，由叶挺指挥这支队部队，既可以调动红军游击队到前线抗日，又可以利用叶挺控制这支部队。因此，在未征得中共同意的情况下，于9月28日签发了叶挺为新四军军长的任命。叶挺领到新四军官防和开办费后，没有急于到职。他来到南京八路军办事处，与中共代表博古、叶剑英等接洽，声明“完全接受共产党领导”。11月3日，叶挺到了延安，受到***的热烈欢迎，并予以认可。

1937年11月21日，叶挺和八路军参谋长叶剑英带着中共中央关于新四军改编的方案，在南京见到蒋介石。蒋介石对新四军组建工作提出了种种责难。宣称南方红军游击队的改编，不能按照八路军的办法，不同意中共中央提出的新四军各级主要干部的名单。必须要先派人点验，按人***的多少决定编制，不能先委任师长、旅长。蒋介石还质问叶挺：“谁让你去延安？”并挑拨叶挺与中共的关系，说延安提出的新四军干部名单都是共产党，你不是共产党，将来你有性命危险。蒋介石后来还提出，要叶挺加入国民党，被叶挺拒绝。

周恩来率领中共代表团对此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最后，在国民党不再坚持派人到新四军任职，共产党也作出了相应让步的情况下，实现了新四军干部的任命均由共产党确定和委派，从组织上保证了党对新四军的绝对领导。

周恩来还积极协调解决叶挺与项英的矛盾，加强新四军高层领导的团结。

在新四军改编、组建、以及向敌后挺进的过程中，叶挺主要管外，项英主要管内，两人配合是好的。随着时间的推移，由于叶挺不是共产党员，在参加领导工作中有很大的不便，叶、项之间对一些重要问题的认识和脾气性格的不同等原因，相互之间产生了矛盾。新四军的领导权主要掌握在项英手里。在这种情况下，项英尊重和团结叶挺就显得尤为重要。1938年5月4日，毛泽东在给项英的指示中特地叮嘱他，“请始终保持与叶同志的良好关系”，就是提醒他对叶挺要作为自己的“同志”，真诚相待。1938年6月，中共中央长江局根据叶挺的提议给中央写了报告，中央同意组织新四军委员会，项为主任，叶为副之。项英却并没有因此而重视搞好与叶挺的团结，两人矛盾不断加深。

1938年10月，叶挺负气出走，并提出辞职。项英认为此事已无可挽回，提出“应直接由周与蒋解决继任人”。周恩来、叶剑英认为“为着统一战线的继续发展，希夷回部工作是有利的”。蒋介石知道后，立即扬言要另派人任新四军军长。中共中央书记处得悉后，迅速致电周恩来：“立即约叶挺到重庆谈话，彻底解决其新四军的工作问题，并要叶挺向蒋介石表示愿回新四军工作。”同时强调“应确定叶之在新四军之实际地位与实际职权，以坚定其在新四军之安心工作。”

周恩来提出：“叶回四军，我的解决原则，共产党领导必须确定，工作关系必须改变，新四军委员会可以叶正项副，项实际上为政委。”中央书记处同意周恩来的意见，并指示“应尊重叶之地位与职权。”“在新四军干部中进行教育，以确定对叶挺的正确关系。因叶挺工作问题之解决，影响新四军前途及全国同情者对我之态度，关系颇大。”周恩来一方面极力与蒋介石交涉，提出中共坚决不同意更换叶挺。同时，他和叶剑英与叶挺促膝谈心，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并告诉叶挺，***已同意新四军军政委员会改由叶挺为主任，项英为副。“项多注意新四军总的领导与东南局工作，而将军事指挥与军事工作多交叶办。”叶挺深受感动，收回了辞职要求。

周恩来偕叶挺抵新四军军部期间，向军部领导传达了***关于尊重并确定叶挺在新四军的地位和工作的指示。他指出，叶挺同志是个好同志，很有军事才能。叶挺任新四军军长，关系全国同情者对共产党的态度，关系重大。叶挺是热爱党的事业的，热爱人民解放事业的，不能认为他现在不是党员而就不欢迎他。他参加党，不如留在党外对党的工作有利得多。鼓励叶挺、项英团结战斗，共图大业。经过周恩来反复做工作，项英作了自我批评，表示要同叶挺搞好关系。参谋处也从项英的住处搬到叶挺的住处。

1939年10月，叶挺再次出走，当时周恩来在苏联治病。1940年5月，周恩来从苏联回来后，立即找叶挺做工作。希望他以抗战大局为重，不计较个人处境困难和委屈，与新四军同呼吸、共命运，坚持抗战到底。周恩来还电召袁国平到重庆接叶挺回军部。临行前他特别嘱咐袁国平转告项英，必须搞好与叶挺的关系。领导班子的团结，关键是两位军政主要领导同志（主官）的团结。周恩来为解决新四军高层领导之间的矛盾，保持部队的团结统一，倾注了大量的心血，使蒋介石妄图以此大做文章，借机攻击共产党破坏统一战线，并另派军长到新四军任职的阴谋没能得逞，保证了党对新四军的绝对领导。

周恩来还指导新四军加强干部队伍建设，提高能力素质。一方面，周恩来及时向有关党组织部署任务，为新四军组建和发展推荐和选调干部。1938年初，周恩来同到武汉请示工作的中共江苏省委书记刘晓、上海工委书记刘长胜谈话布置任务。其中，包括向新四军输送干部。1938年2月13日，周恩来等人致电中央，要求调彭雪枫到河南，组织和领导鲁、豫、苏、皖四省的军事工作。周恩来还召开会议决定，在武汉失守时，从长江局转移一部分干部到新四军第四支队。1938年5月，周恩来与到武汉的项英研究新四军工作，并陆续介绍干部和青年学生赴新四军工作。

另一方面，周恩来强调要加强对干部的培养教育。他指出：“干部在我们成为强大的新四军上有决定的意义。干部健全才能使工作发展。在这一方面，新四军要用很大的力量，因为现在干部的水平在军事上文化上技术上政治上都是不够的，要很好的培养和教育。”“政治工作需要大批干部，我们的口号是要提高干部的质量，尤其要使下级干部锻炼成为中上级干部。”“今天有许多知识分子加入党里来，我们应该努力培养他们。” 同时，还强调要加强对干部的考核，对政工干部的选择与培养必须慎重。

（本文节选自作者在“周恩来与新四军”学术研讨会上的主旨发言）

栏目主编：张骏文字编辑：张骏题图来源：资料照片，周恩来与叶挺、项英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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