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以往都是我们追着老赖跑，现在有越来越多的老赖主动找上我们，请求让他们履行责任。”

文/王闲乐

上海出了个“大风厂”！

2017年火爆的反腐大剧《人民的名义》中，引发后续一系列情节的“核心”问题“大风厂”，陷入困境的职工通过积极工作进行自救。

现实中，上海也出了这么个“大风厂”——老板因纠纷“跑路”，即使变卖工厂所有资产，企业职工也很难拿全自己的合法收益。在执行法官的协助下，这家厂的职工竟然恢复生产，截至今年11月底68万元欠款已全部到位，再次新下了上海法院破解执行难问题的思路与途径。

这一上海版“大风厂”的幕后推手，就是奉贤法院执行法官卫志强。

卫志强个子不高，身形瘦削，走上法官之路的原因也很简单：二十多年前，看惯了乡邻吵架的他，抱着“让大家都讲理”的想法，报考了法学专业。毕业之后，他来到奉贤法院，成了一名执行法官。

从业二十年来，他见过各式各样的老赖，和他们斗智斗勇，是他工作的日常：“我们之间，就是猎手与狐狸的关系。”

最得意：“生道执行”让上海版“大风厂”成功自救

在一般人印象中，“执行”就是法官追着老赖跑，总是带着“强制性”。但事实并非如此。上海版“大风厂”这一让有着二十年执行法官经历的卫志强最得意的一次执行，就带着“柔性”和“暖意”。

今年年初，上海奉贤当地一家小有名气的企业，因为经营不善资金链断裂，外籍老板扔下工厂跑路了。面对拖欠的供货商货款和工厂工人的工资，奉贤区法院原本打算采取司法拍卖的方式，将厂里的原材料和设备卖了。但在一次约谈中，工厂的生产厂长却向卫志强提出，让他们组织工人恢复生产，将材料加工成成品，这样就能补上所有欠款。

“协调、监管方面有很多困难要克服，但这个方法可以让员工得到更多的弥补，我觉得应该尝试一下。”上海版“大风厂”的自救故事拉开了序幕。

卫志强小组在厂区调研。

今年6月，卫志强带着执行小组再次来到了工厂，这次他们不是来查封资产，而是来考察恢复生产的可能性。卫志强了解到，这家纺织品公司生产的隔尿垫制作工艺简单，产品销路好的原因在于原材料是进口的PVC材料，质量很好，洗涤多次都柔软如新，国外医用市场需求量大，而且这些客户如今仍在不断催单，不愁销路。执行小组还核实了过往的销售记录，客户每笔订单的单价相同，意味着员工无法故意低价抛售。订单也都是通过信用证担保，海外客户款项只能打进法院已冻结的账户，这使得冻结账户只进不出非常安全。

同时，因为进口PVC料子是保税品，如果在国内司法拍卖先要补缴20多万元的税款，料子价值仅剩30余万元。生产设备的折损则更加巨大，不足以弥补近70万元的工人工资。综合各方面因素，执行小组判断剩余的PVC 材料可以创造出的价值的确已经远大于员工工资，而司法拍卖却无法满足这一点。卫志强的执行小组开始支持员工们的想法，并解封了一批已被西班牙客户催要多时的成品。

西班牙客户催要多时的订单。

在6月29日召开的生产自救协商会上，卫志强和生产厂长一起解答了员工的疑惑：“工人们对企业恢复生产很有信心，但信不过资金安全，因为这家厂就是被老板抽走了资金才面临如今的困难。”为了让大伙安心，卫志强当场公布了自己的手机号码，并许诺每个月向他们选举出的职工代表发短信告知企业账户余额。卫志强的坦诚赢得了大家的信任，最终超过半数的工人同意生产自救。

“这算是我的一个得意之作吧。”今年11月底，68万元欠款已全部到位，卫志强非常高兴，“用‘生道执行’的方式帮助工人们度过难关，感觉比抓老赖还要有成就感。”

最好笑：躲进床下的男人差点被卡住

曾有一次，卫志强和同事们轮班在寒风中监视着一户人家。第二天凌晨6时，天还没亮，在家休息的卫志强接到电话：“那个人昨天半夜回家了，现在还没走，快来！”披上衣服，卫志强匆匆赶往现场，“老赖们一般选择天黑回家，天亮离开，所以7点左右上门容易逮到人。”等到法警们敲开房门，家里却只有女主人一人。

“不对，敲门之后过了好长时间才开门，一定有问题！”卫志强在房间内慢慢踱步，发现主卧床下有几十厘米高的空隙。抱着试试看的想法，他俯下身去，两人四目相对。半晌，卫志强笑了：“大冬天的，不冷啊？”只穿了单衣躲在床下的男子也不好意思地笑了。

床底下空间狭小，男子当初一着急就钻了进去，想出来时却发现有些困难。几名法警只好上前将床抬起一些，让他可以爬出来。经过这一番折腾，这名男子也没什么脸面再争执，爽快地交付了欠款。

最危险：对方拿着菜刀问，需要帮忙买机票吗

“看起来很滑稽对吧？但这已经算是比较配合的老赖了。”卫志强说，有时候，执行法官甚至要面对来自被执行人的威胁。有一回他和一名同事一起去东北某地，将当地企业欠一家上海企业的货款执行到位。下了飞机，两人直奔当地银行。“我们通过银行查询公司的银行账号，如果里面有足够的钱款，我们就会要求银行将这笔钱冻结，用作执行款。”

“你们把这手续退了，人就可以走；否则，你们走不了。”刚刚冻结了这笔钱，卫志强起身准备离开，却发现身后站着两个彪形大汉。一定是银行里有人通风报信，面对“邀请”，双方僵持了大概十来分钟，公司法务到了银行。卫志强说，当时他们用了缓兵之计，提出回酒店吃完午饭再来协商。“幸好对方是个律师，还算讲道理，同意了。”回到酒店之后，卫志强和同事抓起行李就跳上了去机场的出租车，买了最近的一班航班飞到北京。“那时就想，不管去哪，先离开这里再说。”

卫志强说，在他的职业生涯中，这样的场面不算罕见。“还有酒店老板带着一排厨师站在我面前，说，‘我来帮你买机票吧’。”如果那些厨师手上没有拿着明晃晃的菜刀，这条“逐客令”倒也还算客气。

最兴奋：各方合力共同破解执行难

2016年全国两会期间，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表示，要用两到三年时间基本解决执行难问题，上海随后被确定为两年基本解决执行难工作重点推进地区之一。破解执行难的各项工作有序推进，卫志强坦言，现在工作确实“好做多了”。

2016年5月，奉贤法院依托区司法局调解员队伍，构建执行、送达、诉讼调解“三网合一”的大调解格局，执行督解员从原有的14名扩大到近300名，他们就像执行法官的“千里眼”、“顺风耳”，大大提高了执行法官的工作效率。同时，奉贤法院还通过与公安、检察院等部门签署合作协议、定期将失信名单送进社区进行公示等举措，全方位打击老赖。

“现在我们向社会发布的失信名单，对老赖的打击很大。”卫志强介绍道，一旦上了失信名单，在生活中就会遭遇诸多不便，银行不给贷款，出行买不了机票，在邻居面前抬不起头……“以往都是我们追着老赖跑，现在有越来越多的老赖主动找上我们，请求让他们履行责任。”

栏目主编：简工博文字编辑：简工博题图来源：奉贤法院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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