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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化利用让明城墙真正成为民城墙

明城墙保护专家贺云翱

南京晨报连续两天报道了“城墙上出现小木屋”的现象,收到了读者和市民的热烈反馈。小木屋,通俗讲就是城墙上的便民服务点,而现在南京的明城墙上恰恰缺少这样的旅游服务设施。不仅读者和市民支持南京城墙上出现更多便民服务的“小木屋”,昨天记者采访了几位文物保护和明史方面的专家,对明城墙非常熟悉的他们同样认为,城墙上面现在空荡荡的,只要在建的便民服务设施不影响文物本体安全,其建筑风格又与城墙相符合,他们乐见“小木屋”现身城墙顶部,吸引市民和游客从城墙下更多地移步到城墙之上观光休闲。 爱南京·南京晨报记者 陈彦 孔芳芳

文化遗产保护和利用要融入百姓生活

夏维中教授是研究明史的专家,据他介绍,在明清时期(战争等特殊情况除外)南京的老百姓也是可以登上城墙的,尤其是每年春天的时候,登上城头赏景踏春的老百姓还不少。

他也上过南京的城墙,“上面确实空荡荡的,我感觉咱们城墙上面也可以有人情味儿一点。”这个“人情味儿”,是指建立一些方便游客休憩的服务点:“老百姓上了城墙,可以买到饮料,获取城墙的电子信息,还能够带回家一些不错的文创产品,这其实也是一种互动。”

了解了解放门“小木屋”的情况后,夏维中教授介绍:“明城墙还是比较牢固的,明清时期,上面放一些重的武器都可以。小木屋的单位体积重量比人的单位体积重量还要轻,我认为这个重量不会对明城墙墙体造成损害。”

他认为,文化保护和利用的目的之一,是让这个城市乃至全国的百姓都以这一文化遗产的存在而自豪,而要升起自豪感,须得百姓知晓、亲身感受之后才可。听说西安城墙上人气很旺,不仅有单双自行车租赁点、咖啡吧、文创店,甚至有美食节经常举办。夏教授说:“在不损害文物本体、保障游客安全的情况下,城墙上方也可以建一些方便市民和游客的休憩点,吸引人气的同时,也宣传好城墙的故事和文化。”

夏教授不赞成文化遗产保护中的“死保”一说,认为文化遗产应该“活保”:“文化遗产能够融入市民生活,与百姓的生活相结合,并能提高人们的幸福指数。”

文化旅游配套是申遗本身要求

提及对城墙的保护和申遗进程,作为中国明清城墙联合申遗文本的起草者、南京大学文化与自然遗产研究所所长贺云翱教授在昨天接受采访时表示,由于中国明清城墙在全国多个城市有重要遗存,因此包括南京的城墙在内,大家是作为联合项目申报的。由此催生的中国明清城墙联合申遗办公室在国家文物局的支持下,年年都在推进这一工作。

据介绍,在不久前结束的中国明清城墙联合申遗第五次工作会议中,除对各地市联合申遗开展的城墙保护工作给予充分肯定外,还对下一步城墙保护管理工作提出了要求。“比如有些城市还没有建设相关的博物馆、现有城墙残破仍待修缮、缺乏能配合观众欣赏的配套服务设施等,总的原则是在充分保护明清城墙本体及其生存环境的基础上,促进文化传承和对文物古迹的合理利用。” 对于申遗项目应该建设怎样的配套服务设施,以有效配合观众欣赏,让遗产融入人民生活,贺云翱教授告诉记者,南京其实有很好的先例可以借鉴,像已经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明清皇家陵寝明孝陵,此前破败不堪,有的地方草都长得半人高。“看看现在的绿化、交通、遗迹修缮、展览展示、服务配套,每天那么多游客去,在保护和合理利用上实现了很好的平衡,而且申遗本身也要求提供必要的文化旅游服务配套。”

“其实我们可以到世界各地文化遗产项目地去看看,别人通过各种文化展示、旅游配套、文化创意、景区服务让市民和游客在日常生活中感知、欣赏、进入到文化中,最终达到传承、发展优秀传统文化的目的。”贺云翱教授还特地拿故宫举例,因为即使像北京故宫这样的世界文化遗产地同样也要开展各类文化旅游配套服务。

合理利用

有助于更好保护

贺云翱教授认为:“我们可以设身处地想一想,谁会没事跑到一个干走路连杯水都买不到的城墙上去?如果没有人去,一个缺乏生气的文物古迹我们城市要每年投入巨资保护它,我们的人民会怎么看?”

“我个人觉得在保护南京明城墙上有些观点存在误区,把原真性保护和合理利用对立起来了。原真性强调的是遗产本体的真实性,不是要你把文化遗产圈起来死保。只讲保护,不讲利用,不是现代文化遗产先进理念,也无法真正实现永续保护的目标。这是东西方遗产界共同的认知。”贺云翱教授还告诉记者,在日本的京都、奈良有不少存世上千年的遗迹、古寺庙,包括世界遗产地,里面设茶社、书吧、卖品部、科学复建的建筑。我就曾在里面听音乐、喝抹茶、看展览,感觉很好,游客很多。事实也证明,这些合理利用并没有影响文物古迹的保护,还因为四方游者的亲身参与,将这种文化和艺术价值传播得更加深远、广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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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优秀文化内涵

明城墙作为中国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之一,它本身的故事、内涵非常丰富,其中的许多文化对当代人仍有着积极的教育作用。比如,南京市城墙保护管理中心副书记曹方卿提到的明城墙城砖“责任文化”。

细心的市民可能会发现,有许多明城墙的城砖之上记载了烧制责任人的名字。当时,为了防粗制滥造、加强质量管理和监督,确保城砖的品质,明朝政府当时建立了一整套自上而下的城墙砖生产责任制。烧制的城砖上不仅刻有州县各级提调官的本职和姓名,农村各级基层组织人员和具体烧造人的姓名也需刻上。统计下来,一块城砖上所刻的责任人名字最多的达到11级!这不仅在中国建城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在世界城垣营造历史上也是罕见的。

“明城墙砖的烧制过程十分讲究,它的整个烧制过程其实也在告诉我们,具备了强烈的责任心,完全有可能打造出高质量的物品。”曹方卿说,南京城墙保护管理中心之前也做过有关城砖“责任文化”的展览以及宣讲,但他们觉得还未能将明城墙本身代表的这种“工匠精神”传播到满意的程度。

南京城墙保护管理中心方面透露,在城墙顶部建起更多类似“小木屋”的旅游服务休憩点后,类似“责任文化”等南京城墙的优秀文化内涵,届时可以在服务点中以展览、宣传资料、电子导览的方式进行宣传,让市民更好地亲近明城墙、了解城墙故事,也更能懂得这座城墙值得我们赞叹的精华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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