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周小川再卸一职

　　撰文 | 孟亚旭

　　卸任央行行长后，周小川也不再担任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主席。

　　6月15日，中国政府网公布了国办关于调整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组成人员的通知，新一届委员会的主席是易纲。

　　这是易纲接替周小川履新央行行长后的又一个职务更替。

　　70岁的周小川，现今的身份是“博鳌亚洲论坛副理事长、中方首席代表”，在新的工作岗位上，周小川也屡屡亮相多个场合，谈及中国和全球经济发展的多个热点问题。

　　易纲接棒周小川任主席

　　先来看新一届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的组成人员：

　　政知道（微信ID：upolitics）注意到，在人数上，新一届委员会少一人。

　　在之前的委员名单中，包含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的一把手，而随着银监会和保监会合并为银保监会后，名额由3人变为了2人。

　　除了人数变化外，新的委员会“六进六出”。

　　退出的人员除周小川外，还有史耀斌（财政部原副部长）、张晓慧（央行原行长助理），以及三位专家委员樊纲、黄益平和白重恩。

　　之前是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的易纲接棒周小川，成为主席。

　　6位新面孔是：

　　刘伟（财政部副部长）

　　陈雨露（央行副行长）

　　刘国强（央行行长助理）

　　刘世锦（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

　　刘伟（中国人民大学校长）

　　马骏（清华大学金融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继任者易纲的“新挑战”

　　接棒周小川后，易纲担子不轻。

　　央行最近的人事调整曾引起外界关注——

　　3月26日，央行宣布，易纲接棒周小川履新央行行长、党委副书记，而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则兼任央行党委书记、副行长。

　　在之前，行长和党委书记的职务都是周小川一人。

　　社科院金融研究所所长助理杨涛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据已公开的信息，郭树清在央行主要管人事。“而易行长或许在货币政策方面会考虑得更多。”

　　他说，根据央行的职责分工，行长负责业务层面，一是货币金融政策，二是各国的央行行长都是国际上的重要交流参与者，特别是在复杂的全球形势下，易纲或将发挥更大作用。

　　一周后（4月2日），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召开。***在会上强调，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事关国家安全、发展全局、人民财产安全，是实现高质量发展必须跨越的重大关口。

　　如今，易纲又接替周小川成了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主席。

　　政知道（微信ID：upolitics）注意到，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是央行制定货币政策的咨询议事机构，成立于1997年7月，职责包括：

　　讨论货币政策的制定和调整、一定时期内的货币政策控制目标、货币政策工具的运用、有关货币政策的重要措施、货币政策与其他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等涉及货币政策等重大事项，并提出建议。

　　新一届的央行领导人如何解局，如何管住货币供给闸门，如何防止系统性金融风险等，都将是外界关注焦点。

　　周小川的“新舞台”

　　4月9日，在博鳌亚洲论坛会员大会上，周小川，这位改革开放以来任职时间最长的央行行长出任博鳌亚洲论坛中方首席代表，同时当选理事，并担任副理事长，外界惊呼“英雄又有了用武之地”。

　　之前担任副理事长、中方首席代表的，是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副***曾培炎。

　　该论坛是非官方、非营利性、定期、定址的国际组织，其宗旨包括“立足亚洲，促进和深化本地区内和本地区与世界其他地区间的经济交流、协调与合作”“为政府、企业及专家学者等提供一个共商经济、社会、环境及其他相关问题的高层对话平台”等。

　　该论坛理事长是联合国第八任秘书长潘基文。

　　理事除周小川外，还有外交部原副部长李保东、巴基斯坦前***阿齐兹、海南省常务副省长毛超峰、新西兰前***珍妮·希普利以及新加坡原副***黄根成等。

　　5月14日晚，在北京饭店，博鳌亚洲论坛举行新一届理事会领导层见面会，这是新一届理事会选举产生后，论坛领导层首次与博鳌大家庭成员正式见面。

　　周小川提到，结构性改革和对外开放，是亚洲和世界都面临的两大根本性问题。博鳌亚洲论坛以亚洲经济一体化为使命，要为亚洲的结构性改革和对外开放做出贡献。

　　再次履新后的周小川，在公开场合频频露面。

　　履新仅3天，4月19日，他就以新身份出席了“2018全球治理高层政策论坛”，提到为了有效发挥金融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重要支撑作用，亟需构建和完善多层次、多种类的金融服务体系。

　　下一轮危机会不会再来？

　　“我很高兴能够参加这次经济工作高层论坛，我本来想参加论坛，听取大家好的观点和意见，同时也参加讨论。作为致词就是有一点出乎意外，我也没准备稿子。没稿子也有好处，第一年龄大了，眼睛也不好，有稿子有时候看不清楚，没有稿子也就不会出现找不着哪页的问题”。

　　5月17日，周小川出现在“经济研究·高层论坛”现场，那次讲话，围绕的主题是改革开放四十年和金融危机十周年。

　　在他看来，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中国做了很多正确的体制和政策的选择。但是，“我们也有相当一部分不太正确的做法，或者有一些过渡性的做法，也有一些是在实践过程中不可避免的要通过研究、总结才能够逐渐提高的，甚至也有个别的做法和选择是错误的。”

　　他说，“我们可以做出很多重大的研究和总结，同时也为推进未来的研究打下一个更好的基础。”

　　在6月14日的“2018陆家嘴论坛”上，他说，

　　与2008年时应对金融危机所提出的想法、政策相比，实际做到的还有相当大的差距。

　　一个是有些政策机制存在争议，还有一个就是有些想要出台的政策和机制确实和经济复苏有一定的冲突，经济复苏如果没有实现，有些新的措施出台就有可能给复苏带来负面影响。所以，这会带来一些犹豫不决或者在时间选择上适当拖后。现在已经过了十年，有些政策还没有出来。 

　　“我们应该去回顾一下还有哪些需要做，这些做法会对于国际金融治理体系改进，以及防范下一轮全球经济危机有重要作用。如果不做的话，真是没有把握说下一轮危机会不会再来。”

责任编辑：余鹏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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