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到2018年基本消除66人以上超大班额……” |有理数 教育①

　　小学每个班级45人，中学每个班级50人，是教育部规定的中小学标准班额。2016年，教育部在《关于统筹推进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中规定，“中小学中，56人以上的班为大班额，66人以上为超大班额。”

　　最新的调查显示，2015年我国各省份小学和初中的班额基本正常，而高中阶段，班级人数超额、甚至过百却很常见。“大班额”、 “超大班额”的现象不光出现在河南、广西、贵州等中西部地区，东部较发达地区也多存在“超级班级”。

　　总体来看，许多地区的平均班额虽然达标，但具体到每个学校却不是那么回事。以河南省2016年数据为例，小学平均每个班级为38人，初中56人，但实际上，小学班级最大的有113人，初中最多每个班有109人，并且全省66人以上的超大班额有3.35万个，占班级总数的60%以上。

　　为什么大班额、超大班额现象如此严重？我们先从义务教育的全面普及开始说起。

　　2008年，继农村义务教育阶段的学杂费、教科书费被免除后，城市中小学生的学杂费也被全部免除，我国正式开始了全面免费的义务教育。两年之后，我国九年义务教育人口覆盖率达到100%。

　　免费义务教育的全面普及直接影响了全国中小学的入学率和升学率。入学率和升学率越来越高，但上小学、初中的学生数量却越来越少了。

　　1998年的今天，全国刚入学的初中新生有1996万人，占小学毕业生数量的94.3%（那年小学毕业生有2117万人）。而到了2016年，全国只有约1500万小学生毕业，同年踏入初中校门的有1487万人。

　　数据显示，过去的20年间，我国中小学生人数减少了20%~30%。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学龄儿童数量越来越少，特别是在农村地区，于是政府开始了“农村义务教育重新布局”，即“撤点并校”政策。

　　“撤点并校”开始于90年代末，政府为了优化教育资源配置，决定大量撤销农村原有的中小学，对临近的学校进行资源合并，然后将学生集中到城镇的学校就读。

　　由于政策要求，加之减少学校数量能大大减少地方政府的教育财政支出，大量农村地区的学校迅速“消失”。许多县将所有乡级的初中和高中全撤了，合并成一个初中和高中。数据显示，从1998年到2016年，我国中小学的数量从67.5万所减少到22.97万所，其中农村地区的学校减少量占比超过80%。

　　随之而来的，是很多农村孩子需要每天步行三四个小时到校，中学生则被要求住校，每周自带干粮。上学距离远、营养严重不良……“撤点并校”导致了一部分农村地区的学龄儿童辍学，剩下的大部分则涌入城镇学校。

　　然而，城市的教育发展似乎并没有跟上飞一般的城镇化节奏。许多地方政府并没有预留新建学校、改扩建老旧学校的空间。一时间，学生多，学校少——“城挤、乡弱、村空”成了普遍现象。

　　根据教育部2008年的调查结果，当时全国中小学共278万多个班级中，近25万个班级为“大班额”，而“超大班额”（超过65人的班级）中，来自县镇学校的就占了一半。

　　大量的中小学生挤在有限的学校课堂里，而这有限的学校也集中了最有经验的教师和最优质的资源。渐渐地，这些学校成了各地家长角逐的战场。在里面的人不愿出来，而外面的人又急切地想进去。

　　可以说，“大班额”问题发展到后期，更像是原始教育资源分配不均而导致的重点学校“择校热”的衍生品。为此，2007年教育部发布了《国家教育事业发展“十一五”规划纲要的通知》，要求逐步解决超大班额问题。政策开始逼得越来越紧。

　　2016年7月，***发表了《关于统筹推进县域内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明确“到2018年基本消除66人以上超大班额，到2020年基本消除56人以上大班额”。紧接着，开始有专门的小组被派往各地进行“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督导检查。

　　两轮督查下来，全国各地“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情况基本明了。结果显示，除北京、上海、天津、江苏、浙江、广东、福建7个省份全面达到标准外，其余23个省份均存在不同程度的“大班额”问题。

　　在被抽查的23个省份（565个县）中，有230个县的中小学存在“大班额”和“超大班额”，平均问题发生率为40.7%。其中，重庆、云南、贵州、山东、河南等地出现70人以上的“特大班”，部分地区的班级人数最多达到上百人。

　　消除“超大班额”迫在眉睫。一些地方政府试图以最快的速度将超额的学校和班级进行紧急“分流”。

　　在有些地区，公办小学的部分学生被分流到民办学校。然而，解决大班额问题的根本方法是充足的资金、土地和师资，而这恰恰使许多地方政府望洋兴叹。三座大山下，山东省的创新机制和破解方法引人瞩目。

　　为了“找钱”，山东地方政府结合财政资金、银行贷款和PPP模式（一种融资和项目管理模式），累计投入了600多亿建新学校、改扩建老学校；为了“找地”，地方分优先级规划用地指标，优先满足学校的用地需求；为了“招人”，山东省最大化地增加了正式教师编制，并建立临时周转教师编制专户政策…

　　截至去年年底，山东省全省新建、改扩建学校竣工的有2700多所，增加了4.8万个班级，新聘了12多万个教师，增加了219万个学位。消除“超大班额”的任务已率先完成。

　　“解决大班额问题绝非一日之功，也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山东省教育厅新闻发言人张志勇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道，“要根据城镇化进程及就学人口的动态变化，建立长效机制。”

　　2007年，在“撤点并校”推行10年后，相关部门意识到政策的过度实施导致了农村地区出现“上学难”，而城镇地区的大班额现象也愈发严重。之后，教育部强调，“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要按照实事求是、稳步推进、方便就学的原则实施”，并且要“防止过度调整造成学生失学、辍学和上学难的问题。”

　　同理，今天，“消除大班额”的政策初衷应是更好的保障每个学龄儿童义务教育的权利，确保中国孩子既“有学可上”、又“有好学上”。如果因为急于求成而忽略了问题本质，破坏了来之不易的免费、全面的义务教育机制，岂非得不偿失？

责任编辑：余鹏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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