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夜，一盏盏红灯笼亮起，映红热闹不减的水乡小镇。穿过安境桥，一道河水将西塘分为两个世界，一侧属于臭豆腐、纪念品商店、手工作坊，一侧则是灯红酒绿的酒吧街。踏上安静的石板路，干冰、人造革沙发发霉与荷尔蒙的气息撞个满怀。

　　每家酒吧，不论传来舒缓的民谣抑或摇滚音浪，门前必定驻足几位拉客的人。有人斯文腼腆，彬彬有礼；有人西装革履，鞠躬致意，一双双热情的手，将人们往内引。

　　除了给餐馆拉客人，袁开超现在还在酒吧里演出，很受欢迎。

　　钱赚得比以前多，但两个哥哥并不清楚袁开超的未来在哪里，他们说，没文化还是要吃苦的。

　　教他唱歌的朋友说不想蹭热点

　　最早一批客人通常被安排在最靠近门口的位子，舞台上骚动的不是妙龄少年，而像是不小心串错门的广场舞大妈。高分贝的音响掺杂电流嗞嗞啦啦的杂音，她们随着弹簧地板的震动摆动身躯。

　　9点半，通常是一家酒吧的黄金时间。“零点酒吧”的核定营业面积是267.25平米，最多容纳213人。“今晚想在西塘艳遇的人举手。”一个歌手的演唱反响寥寥，便试图炒热气氛。掌声最终出现在他一口气吹了三支330ml的啤酒之后。他下台，脚步有些踉跄。

　　人群突然响起一阵欢呼，“思密达”出场了。这是酒吧给袁开超临时起的“艺名”。在饭店看准时间后，他戴好口罩，快步走向100米开外的“零点酒吧”。门口拉客的服务员毕恭毕敬地迎接了他。

　　在那里，他每晚演出十分钟左右。酒吧老板刘刚说，小哥的出场费是商业秘密。两个不同渠道的信息指向，袁开超在这里每晚收入过千元。

　　DJ调侃袁开超：“我可喜欢看你跳舞了，两条小腿蹬得跟风火轮似的，可欢实了。”DJ叫张鹏，平时是个歌手。

　　“我新的单曲你听过吗？”张鹏问，“叫《我在西塘等着你》，挺好听的。”我打开音乐APP听了听，曲调悠扬，但并没有什么记忆点。

　　张鹏有张俊朗的脸。他没在朋友圈发布与袁开超相关的任何信息，因为不想“蹭热点”。最近，他在教袁开超唱歌，作为他的搭档合唱，拍摄MV，“他光靠拉客红不了多久。”

　　“那你呢，你想红吗？”我问张鹏。

　　30岁的张鹏显然对这个问题没有准备。停顿了一会，他给我一个颇为官方的答案：“我想一个人红，要经过长期积累，不然即使红了，也是没有根基的。”

　　他是安徽人，差不多与袁开超同一时间来到西塘，曾在袁开超打工的饭店隔壁开过水果店。他也曾无数次从袁开超的饭店门口经过，混得脸熟，袁开超便不把他当客人招呼了。

　　酒吧老板也曾是拉客小哥

　　舞台烟雾中，酒吧老板刘刚眯着眼睛打量袁开超。虽然已经无数次地看过“拉客舞”，他还是哈哈大笑。

　　袁开超的走红，让刘刚敏锐地嗅到商机。他率先把袁开超“挖”到酒吧。如他所料，袁开超大受欢迎。

　　有时，刘刚会从这个少年身上看到曾经的自己。10年前，他来到西塘，也才19岁。他的家乡是四川宜宾一个距离市区3个小时以上的山村，几乎所有的年轻人都选择外出打工。刘刚坐了一天一夜的火车来西塘投奔亲戚，第一天晚上，他摸不到亲戚家，只好在公园里睡了一夜；第二天，亲戚找着了，但对刘刚的脸色不好，刘刚出门忘记带钥匙，回不去，就在网吧里凑合了几夜。一直到他在一间KTV找到工作，亲戚的脸色才好些。

　　刘刚勤快、嘴甜、机灵。一间酒吧的老板来这里唱歌，看中刘刚，就把他挖过去招揽顾客。刘刚不愿多谈吃过的苦头，他笑说，自己不像袁开超那样能喊能跳，就是“会忽悠”。靠着工资和提成，他开了家服装店，赚到第一桶金。那位酒吧老板成为他的贵人，手头一间几十平米的酒吧要转让，就劝刘刚凑几万块钱盘过来。

　　大概在2010年，也许乘着上海世博会的东风，离上海只有几十分钟车程的西塘古镇一下子火了。刘刚目瞪口呆地看着客人如同潮水一般涌入，巅峰时，他在江浙扩张了4间酒吧、1间客栈。

　　刘刚的酒吧雇了不少家乡的年轻人。他也在西塘娶妻生子，安定下来，成为众多同乡人眼中的“带头大哥”。和刘刚曾在一起拉客的兄弟，如今，有人也开起客栈，当上老板，但还有人仍在原本的酒吧拉客。刘刚明白，能出来的人是少数，他理解袁开超，也想帮助袁开超，把他打造成真正的艺人。

　　他喜欢这里是因为“城市里可以吃饱饭”

　　午夜12点，喧嚣逐渐散去，袁开超坐在店门口的椅子上，打了个哈欠，显得有点落寞。

　　陈伟和袁开明站在饭馆对面，不时向这边张望。他们是一个重组家庭里的兄弟。弟弟的走红让他们意外，也有些不安。特别是看到一段视频里，一个五大三粗的游客粗鲁地卡着袁开超拍照，他们决定暂时请假，轮流来照顾弟弟。

　　三兄弟从2011年开始，相继来到西塘。他们所在的云南昭通市昭阳区苏甲乡比较穷，许多人都来经济发达的浙江打工。袁开超的姐夫估计，围聚在西塘附近的云南人，得有上万人。

　　一个做人力资源，一个做公司职员，两个哥哥在西塘打工挣钱，并陆续把家人接到嘉善。2015年，袁开超来西塘，坐火车经由杭州中转，但来不及体味他到的第一个大城市。

　　“你觉得这边好还是家乡好？”我问袁开超。

　　“当然是这里好嘛！”袁开超不假思索地回答。

　　“好在哪？”我顺口追问。

　　我以为那个答案里会包括高楼、智能手机，或者抱怨家乡买不到时髦的行头，想不到18岁的袁开超认真回答我，“城市里可以吃饱饭。”

　　他少年时的胃里常年盛装的是玉米和土豆。到了年末，如果收成不好，家里的米缸也见了底。袁开超觉得，自己比家乡的同龄人都要拉风、帅气，却和他们一道，和他的哥哥袁开明与陈伟一样，拥有共同的饥饿回忆：到学校需要走一小时以上的山路，中午也常常要饿肚子。

　　两个哥哥还是想让他多读书

　　袁开超上初一时，哥哥预交了学费。但突然有一天，学费被退了回来。到学校一问，袁开超早就退学了。袁开明到处寻找，直到在一家洗车行看到瘦小的弟弟奋力挥舞着抹布。

　　袁开超没有透露过为什么辍学。袁开明后来回想起来，彼时，他女儿刚刚出生，黄疸偏高，他们抱着孩子进进出出几趟医院，“一去就是一两千块钱，”医院打电话给袁开明，但他很窘迫，凑不出医药费了。他接这个电话时，弟弟正在旁边。

　　年少的弟弟力气小，打工很累，“表面上看只要拉客，实际上忙起来，上菜、打扫卫生，这些都得做，”陈伟说，他们很心疼弟弟。

　　兄弟俩合计着，等稳定些了，就给弟弟报个班，学学专业的演艺课或文化课，或者索性送弟弟从头开始上学。他们吃过没文化的苦头，所幸，妹妹的学习成绩不错。

　　采访完，我们和袁开超告别。他心急，赶着先去发廊洗头做造型。他的哥哥们坚持送我们去高铁站。

　　陈伟新买了一辆国产两厢车，刚贴了膜，车里有股味道。他打开窗，湿润的空气里飘来油菜花的香气，春天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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