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时候，是一种神奇的力量在驱动孩子们。一块小钢板上的“8”有什么稀罕的呢？重要的是，我们把小钢板上的“8”当作了宝贝，燃起了我们拥有的激情。

图|郭祥绘。

就在河岸边，有一家农机厂，厂里有七八架机床。我去过那家农机厂，老虎一样的机床就静卧在宽敞的车间里。对我这个刚刚来到小镇上的“小土鳖”来说，“机床”这玩意儿太高端了，别的不说，每一架机床上居然还有一盏小台灯。电影告诉我，一个人只有做了很大的官才配得上在台灯的底下办公。

而实际上，我们见到机床工作的机会并不多。道理很简单，厂房的门卫不许我们进厂。但是，能够看见工人们下班也不错。我时常站在农机厂的门口，看着油迹斑斑的工人鱼贯而出。吸引我的是什么呢？是他们的脏。我见过乡下人的脏，一身的泥，一身的粪，一身的稻草屑或麦芒。工人叔叔的脏却先声夺人了，那可是一身的油渍。在我长大之后，我同样见过一身油彩的艺术家，是一身的脏让他们变得高不可攀。

突然有那么一天，就在放学之后，我们几个少年来到了农机厂的垃圾堆。那里堆满了金属垃圾。我们被金属垃圾稀奇古怪的几何造型给迷住了。有一个同学捡到了一块长方形的小钢板，大概有两个火柴盒那么大。神奇的是，长方形的小钢板被冲床冲了两个洞，每个洞都有铜板那么大，滚圆的。

接下来，另一个同学很快有了新的收获，他也捡到了一块小钢板，小钢板上同样有两个洞，区别在这里——这两个圆洞是相切的，简直就是一个标准的阿拉伯数字：8。

许多时候，是一种神奇的力量在驱动孩子们。我们不再是垃圾堆上无聊的孩子，准确地说，我们在淘宝。一块小钢板上的“8”有什么稀罕的呢？没有人知道，这个也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把小钢板上的“8”当作了宝贝，我们燃起了拥有的激情。事实上，即使在最为贫穷的时候，乡下的孩子也是爱玩的，我们有我们的玩法，类似于收藏。我们藏品有糖纸、香烟盒、主席像、火花贴（火柴盒），个别政治家境豪阔的同学还收藏了解放军的帽徽与领章。

俱往矣。那些东西统统不再重要，我们班开始流行“8”了。也就几天的工夫，这股热潮席卷了全校。一到放学的工夫，农机厂的垃圾堆上全是我们学校的少年。就像后来出现了手串热、核桃热一样，在遥远的上个世纪的70年代中期，我们的小镇风靡“8”。我们的书包和口袋都咣叮咣当的，我们在交流，比较，交换。最重要的一件事当然是这样的，只要一有空，我们就啸聚在机床厂的垃圾堆上，没有一个机床厂工人知道我们在忙活什么。头破血流。

终于有一天，就在放学的路上，我们坐了下来。当然，是坐在地上。我们开始了严肃而又认真的学术探讨——到底是谁的“8”更好呢？这个是要有结果的，和打架一个样。很不幸，就在研讨会即将闭幕的时候，一个比我们年长许多的待业青年出现了。他有十八九岁了吧，慢悠悠的，他过来了，一边走一边从口袋里掏出了一样东西，也是“8”。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必须承认，他的“8”更大、更厚实、更漂亮，光泽度也更好。用现在的话说，他就是“毛公鼎”或《清明上河图》的拥有者。这是气人的。但是，一点办法也没有，人家可是“毛公鼎”或《清明上河图》的拥有者啊。可他也亲民，他把宝物放进了口袋，和我们一样坐在了地上，然后，一一检阅我们的藏品。脸上的神情却越来越揶揄了。他把我们所有的藏品都说得狗屁还不如。人家说得也有道理的，概括起来说，可以分解成这样几个学术层面：一器型，二品相，三工艺，四质地。我们必须听他的。要知道，这可不是斗蛐蛐，斗蛐蛐的胜负取决于蛐蛐，关于“8”，所有的一切都取决于他的那张嘴。好，还是不好，都是他一句话的事。不到一顿饭的工夫，我们都叫他“大8子”了。“大8子”这个说法半毛钱都不通，我现在就可以翻译一下吧，“大8子”就是学术领袖的意思，类似于王世襄或马未都。我们的尊敬和佩服全在这里头。

半年之后还是大半年之后？如火如荼的“8”退出了我们的生活，毫无征兆。起因却很戏剧性——一位杨姓同学转学来到了我们的学校。就在某一天的早晨，他来到了教室，打开了他的书包。他带来了一大堆“8”。可以这样说，每一个“8”的品相都超越“大8子”，数不清的“毛公鼎”和《清明上河图》就这样摆在了我们的面前。我的眼前一黑，几近晕厥。

长大之后我们都知道了，历史有它的拐口，是历史就一定要拐弯。就在这样的节骨眼上，一个孩子，带来了4个轴承，那是滑轮车的4个轮子。还没有来得及对“8”说一声再见，滑轮车就对着我的少年时代呼啸而来了。“大8子”也和我们一起玩，他十分低调，直到他的胫骨一分为二。（毕飞宇为人民日报假日生活版独家供稿，中央厨房N°生活工作室授权发布）

毕飞宇，南京大学教授、江苏省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作协第九届全委会委员。其短篇小说《哺乳期的女人》获第一届鲁迅文学奖短篇小说奖，《玉米》获第三届鲁迅文学奖中篇小说奖，长篇小说《推拿》获第八届茅盾文学奖。其作品被翻译成20多种语言。8月21日获法兰西文学艺术骑士勋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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