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当我们怀疑基因编辑技术时，我们究竟在怀疑什么

　　事到如今，没有人再还会怀疑，我们所生活的世界，未来充满不确定性。早上收到朋友发来的消息，说一对经过基因修改、从而终生免于艾滋病之祸的双胞胎本月早些时候已经在中国降生。我立即记起1999年报上曾宣布第一个克隆人出世，旋即被证明为假消息的事情。然而之后，就如我们现在已经知道的，不断有新的消息涌来，证实此闻不虚。

　　11月26日，南方科技大学生物系副教授贺建奎宣布，一对名为露露和娜娜的基因编辑婴儿于11月在中国健康诞生。

　　基因编辑技术打第一天起就着染了浓厚的伦理争议色彩。从不同的伦理立场，人们会产生不同的看法和见解。信神的人，或许会立即感受到人力对造物主意志的僭越。想必在这条新闻面前，宗教信徒的感受一定五味杂陈。不过，更有普遍意义的，大概还是你我这样的无神论者的看法。作为一名伦理学者，似乎职责所在。所以，就让我们在这条注定要成为热点、说不定还会进入史册的新闻面前，以无神论、世俗化的眼光，略作一点思考。

　　基因编辑的确是一把近乎魔法的剪刀。人用它就能克服运气通过施加病痛而带给人的嘲弄。重组几对基因，就能免于艾滋病。重组另外几对基因，许多疾病风险就能降低，甚至消除。同样的道理，通过基因编辑的魔法，我们完全可以相信，总有一天，不仅许多疾病会被“天然地”排除在了人类经验之外，而且，人也会变得更加像“人”——一种相貌俊美、肢体优雅、聪明伶俐、茁壮得像天使的完善生灵。如果一切都是可以允许的，那么整容医院可能非常不乐意，但它却是优生学的春天。

　　“如果一切都是可以允许的”这个插入语，显然散发出伦理上的怀疑论气味。可是，使人容光焕发、灿烂光辉，活得更像“人”，免于疾病的侵蚀和自然运气的残害，难道不是很好的事情吗？难道不是一种值得追求和珍惜的人类理想吗？当我们怀疑基因编辑技术，以及怀疑这项技术所致力于成就的那种更好的“人”时，我们究竟在怀疑什么呢？

贺建奎

　　首先怀疑的，是在财富不仅私有、而且在人际间以严重不平等的方式分布的历史时空中，基因编辑技术的普遍运用究竟意味着什么。在这里，我们要特别小心我们对基因编辑技术的质疑和提问方式。在一个不平等并不是秘密的历史时空中，问“基因编辑技术究竟是善是恶、是好是坏？”，其实是在问一个虚构的、无效的问题。真正的问题只能是，“基因编辑技术究竟对谁是善、对谁是恶；对谁是好、对谁是坏？”

　　粗略讲，在生理医学领域，基因编辑技术既可以用于缺陷预防，也可以用于能力增强。缺陷预防，就是通过基因编辑技术，使一些根源于基因的遗传性疾病风险被控制，使人免于基因缺陷所带来的疾病和生理缺损。能力增强，就是通过基因编辑技术，使人类的某些生理能力根据人的需要来得到提升和增强。简单说，通过缺陷预防，基因编辑技术使你在生理上“不会更坏”；而通过能力增强，基因编辑技术则使你 “变得更好”。

　　就缺陷预防的功能来说，基因编辑技术更接近于某种先进版本的卫生医疗预防技术。在社会财政能力达到相当可观的水平后，即使分配不平等仍存在，基因编辑技术的缺陷预防功能仍然可以遵循某种“帕累托改进”原则，通过纳入基本卫生保障制度的清单，造福于社会各阶层的人。但，能力提高的功能显然与此不同。不同人类个体之间欲望的多样性、复杂性，决定了大地之上任何一个社会的财政能力，都不可能有朝一日支撑起全部国民为了增强自己的某方面生理能力而运用基因编辑技术的诉求。因此，基因编辑技术的能力增强功能，只能作为一个私人行动选项，交付国民个体来决断运用与否。运用就意味着购买，购买就意味着财富。财富分配不平等的现实，叠加上能力增强所带来的社会竞争优势，最终只能造就一个“富人因富而变得更像‘人’”的新世界。在一个富人即“神人”的世界，阶层之间的差异，恐怕就不是一个“社会折叠”的问题了。我们如今所熟悉的现代社会的架构、治理、财富积聚、产品剥削的方式，都要发生颠覆性变化。变化的终点是什么，我们不得而知。但电影《木星上行》不能不说多少有过一点提醒和警示。这样的“美丽新世界”，我们是不能不怀疑的。

　　其次怀疑的，则是免于病痛这个理想本身。自然在人类技术的中介下，不断向我们揭示此前未知的奥秘。与此同时，正是通过人类技术的介入和操控，未知的自然领域才与人的意志世界连接在一起。在基因的世界还属于未知的时候，没有一个人类个体能够提出跟基因世界有关的问题。在基因世界的边缘终于被人类发现，而人类技术还不能对那个世界做点什么的时候，没有一个人类个体能够提出跟基因世界有关、同时对人类来说紧迫的问题。只有当人类终于掌握了基因编辑的魔法，通过在基因世界的主动操弄，硬生生要剪出一个属于人类世界的全新未来时，我们突然发现我们这一代人类，遇到了一个真正具有紧迫性的麻烦：其实我们尚未真正理解许多只属于人类世界的问题。

　　免于病痛，是一个人类理想。但我们有什么根据去说，任何一个人类理想，都值得人为之而追求？苏格拉底说，未经检视的生活不值得过。那么，未经检视的理想，是不是必然值得追求？在相当的程度上，对疾病和患疾风险的恐惧，以及由此带来的对待自然、社会和他人的审慎心和郑重感，所有这些态度共同塑造了我们如今所熟悉的人性和人类行为方式。免于病痛，意味着超越了我们所熟悉的人性。免于病痛的世界，究竟是什么样子，对于饱受病痛折磨的世界的我们来说，大概只能通过想象和幻思才能感知。但比起探知那个世界的样子，更重要的是，我们必须明白，那样一个世界，也许是我们这样人性水平的生灵根本无法承受的。

　　想象一个剪除了病痛、因而个体生命时限极大延长的（如果你愿意的话，还可以认为更为平等）世界。再想象居于这个世界的，是人性样式如我们自己一般的人。那个世界中，与我们所生活的世界一样，机心不少，竞争常在，庸常的善与恶充斥在生活的各个角落。什么也没有变化。但与我们所生活的世界不一样的，是那个世界的时间慢慢长长。生活的时间被延长、工作的时间也被延长；激情的时间被延长，养育的时间也被延长；与有趣的灵魂相处的时间被延长，与无趣的皮囊共度的时间也被延长。一句话，属于收获和成长的时间被延长，属于负担和忍受的时间也被延长。像我们这样急急忙忙、求胜心切的人性水平，能受得了此中的无聊、厌烦和漫长吗？

　　贺建奎于2017年2月发表过一篇题为《人类胚胎基因编辑的安全性尚待解决》的博文。

　　这个思想实验不是直接针对基因编辑技术的，但它的要点却具有普遍性：我们必须明白，技术水平和人性水平之间，是有一个落差的。一把基因编辑的魔剪，的确能够断然剪出一个我们根本没有理解、更谈不上为止准备好了的新世界。那个新世界，如果它与现实人性所能够承受的技术极限之间落差太大，那么，我们在基因编辑技术的帮助下，不是跃进更自由、更包容、更负责的新世界，而是掉入注定会带来更大的恐慌、更大的悲伤和更大的绝望的未知领域中。

　　启蒙以来，相信历史不断在“进步”、相信技术能够不断促进这种“进步”的人类乐观主义，为人类世界带来了许多福乐。但从来没有一个历史时刻，像今天这样，给一代人类存在者提出一个如此严峻的现实问题：人是什么，我们能通过技术来实现人本身的“进步”吗？这个问题的严峻性，就在于其中的“能”字，确实已经不是一个技术问题，而是一个真正的“人的问题”。

　　在这篇不长的文章中，我试图从有限的角度，去表达一种对技术进步和“人的进步”之间关系的怀疑论。实际上也是想从人文学者的立场，给科学家做一点提醒：人类历史真正面临着巨大的不确定性，在新世界的门槛已经降临、而门的另一面究竟是天堂还是地狱仍是巨大未知的这个时代，我们必须真正严肃地对待和开展对技术应用的伦理审查，真正严肃地从人文的角度、也就是“人、社会和历史”的角度，去思考一项技术应用的可能涵义。只有当我们对人本身有了充分合理理解、对人运用这项技术介入自然的可能后果有了充分合理的理解的时候，我们大概才能怀着最大的谨慎和敬畏，去回答包括基因编辑技术在内的一切会改变“人的定义”的技术，究竟是灿烂光明的希望，还是噩梦般的绝望。

　　在此之间，我们要清醒认识到，技术应用存在一个限制，它不是来自于技术本身，而是来自于人本身。这一点非常重要！

　　（张曦 作者系中山大学哲学系副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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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张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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