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民主的困境：台湾民粹主义与第三势力的兴起

　　由中国人民大学两岸关系研究中心和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共同主办的“两岸圆桌论坛·第四期”于21日下午在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召开。来自北京高校、智库的两岸关系专家以“‘民主的困境’：台湾民粹主义与第三势力的兴起”为主题展开深入讨论，就台湾民粹主义、台湾的第三势力及二者关系等问题发表了各自看法。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王英津主持是次研讨。 

王英津在开场时首先提出了以下几个问题供与会学者们思考和讨论：

　　其一，第三势力、中间势力、第三党是否是同一概念？第三道路、中间道路和中间路线，是否是同一所指？若有不同，区别在哪里？

　　其二，台湾的第三势力如何界定？是除了蓝、绿之外的剩余力量，还是除了国、民两党之外的剩余力量，抑或除了国、民两党之外的剩余力量中的一部分力量？从划分方法的角度看，是坚持二分法，还是三分法，抑或多分法？倘若这些概念和划分方法不加以厘清，就会直接影响我们对岛内第三势力未来发展前景的研判，因为这直接影响到我们对第三势力精英的选民基础的判断和分析。

　　其三，台湾的蓝、白、绿与西方国家的左、中、右有何区别？换言之，台湾所谓的中间路线与欧洲国家所谓的中间路线有何不同？

　　其四，在目前政党政治仍然为民主政治至之基本内容的现实背景下，台湾第三势力在未组建政党的情况下，未来赢得选举以及成长壮大的空间究竟有多大？

　　其五，台湾民粹主义如何影响台湾第三势力的兴起和发展，并对台湾的“宪政”民主、代议民主产生怎样的冲击？ 

　　全国台湾研究会副秘书长、研究员严峻在发言中分析了台湾的民粹主义和“第三势力”，以及二者的关系。

　　他表示，今后台湾民粹主义运动的主要表现形式将可能更多体现为体制内的“公民投票”和法律允许的示威游行，而非体制外的抗争运动，尤其是规模大、持续时间长的街头抗争。

　　在台湾，贫富差距的扩大是民粹主义发酵的主要根源，反贪腐反特权等民粹运动从根子上看主要都是为了寻求某种平等。值得注意的是，当岛内民粹主义对“平等”的关注不再局限于经济利益分配，而投向所谓“国家地位平等与尊严”上时，当“公投”为这种民粹情绪提供法制化的出口时，例如这次所谓“东京奥运正名公投”，那么台湾事实上已经游走在法律性、民粹性的“***”边缘。但这显然不是多数台湾民众的希望，哪怕相关“公投”案因门槛降低而能够通过。 

　　对于所谓台湾“第三势力”，严峻认为，“第三势力”这个词在台湾很早就出现，现在基本上对其有两种界定

　　第一种观点认为，除了蓝、绿两大阵营，其余的政治势力称为第三势力；

　　第二种观点认为，除了国、民两党外，其余的政治势力为第三势力。

　　随着时空的变化，第一种界定越来越不科学，因为：第一，现在已经没有严格意义上的蓝、绿两大阵营，因为当我们说某某力量是一个阵营时，至少该阵营相对固定、内部相对团结。而自2000年“蓝营”、“绿营”概念产生后，发展到今天，组成所谓“蓝营”的国民党、亲民党、新党之间，纷争不断，谈不上是个团结的阵营；组成“绿营”的民进党、“台联党”和其它“极独”势力也不遑多让，也不是一个团结、稳定的阵营。第二，台湾民众对蓝、绿的感情投射越来越多元化、分裂化。所以，他更倾向于第二种观点，即，只要不是国民党或者民进党的较固定支持者，就是“第三势力”。 

　　台湾的民粹主义与“第三势力”有何关系？严俊表示有以下三点：

　　其一，民粹主义运动的发展有助于成就第三势力的热点人物；

　　其二，台湾第三势力的发展也会推动台湾民粹主义运动；

　　其三，台湾“两大党主导”的政治生态还将在可预见的未来持续存在。 

　　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研究员刘佳雁表示，台湾民粹主义是在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政治转型过程中产生的一种极端平民化的政治思潮、社会运动和政治策略。从台湾政治转型的整个历史面考察，台湾民粹主义虽一度表现为特定群体实现权益保障的一种途径，但更多的是表现为一种政治民粹运动，即主要是通过政治精英利用选举进行政治策略操弄的产物。台湾民粹主义的嬗变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点，依发展的情境在不同的时间阶段进行不同的样态转换，最主要的共同点是政治精英操作，迎合民众并以人民代言人自居，以政治精英的个人魅力为基础进行政治动员，带有浓厚的“台湾主体意识”色彩。论述策略是简化问题，强调人民主权、激化对立。 

　　他认为，从李登辉到蔡英文，台湾民粹主义经历了民粹威权、民粹式民主，制造了更多的民主乱象。在全球化影响下，经济民生议题日益突出；伴随岛内“公民运动”的崛起，尤其是“白衫军”运动，刺激了新兴民粹现象的产生，其代表就是柯文哲，还有现在的韩国瑜。台湾民粹主义正逐渐从精英民粹向庶民民粹转变。 

　　刘佳雁指出，台湾地区新民粹成为风潮为第三势力的存在和发展提供了某种想象。从台湾政治的演变来看，台湾政治格局是容许第三势力的生存的，尤其是公民社会的成长与壮大及新媒体的发展，建立了政治精英与选民的垂直互动关系，在传统蓝绿政党政治受选民厌恶下，第三势力发展的空间是可以预期的。但是第三势力的发展仍然面临诸多结构性困境如蓝绿二元政治格局的固化形成的政党结构和选民结构、选举制度、成分复杂、组织性弱等影响，前景尚待观察。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林红表示，当前台湾民粹主义呈现以下几个特点：

　　其一，内在价值缺失，成为通用的竞争策略、政治工具；

　　其二，直接民主诉求泛化，挑战法理权威；

　　其三，政治动员议题化，政治视野狭窄；其四，表现出简单化政治风格。 

　　她坦陈，台湾民粹主义已被视一个负面的标签，是造成台湾政治乱象、社会割裂、文化冲突的重要根源，加剧了统独议题的冲突对抗性。和世界上其他地区的民粹主义一样，它也带来了消极的政治效应，对于政治秩序、公共治理的影响尤其恶劣，主要体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使台湾陷入标签政治（或是颜色政治），出现“民主割据”异象；

　　二是，民意绑架政治，造成公共治理低能低效，或陷入福利民粹主义的困境；

　　三是，依赖偏狭与短视的单一议题政治、缺乏公共关怀；

　　四是，鼓励政治投机主义。 

　　台湾第三势力与民粹主义之间有何关系？林红说，台湾第三势力的兴起具有其特定的民粹主义条件和民粹主义策略。 

　　关于台湾第三势力兴起的民粹主义条件，林红认为，可以从社会文化、政治两方面判断。

　　所谓“社会文化条件”，主要包括：

　　民众政治参与意识较高、选举政治的训练充分；

　　台湾民间社会非常活跃，社会资本比较丰富；

　　媒体业发达、舆论空间无序。

　　而“政治条件”则指：

　　台湾政党体制之下存在微弱空间，当前的两党架构有历史原因和选举制度的原因，小党虽无政治上发展壮大的条件，但在制度上有生存空间；

　　国民党、民进党多次轮替，长期垄断公共议程的设置权，但是却无民众满意的政绩，民众在心理上愿意接受其他选择；

　　制度设计上的自由民主与现实政治中的大众民主还存在鸿沟。 

　　谈到台湾第三势力的民粹主义策略，林红表示，主要体现为“反主流政治、构建新政治”的理念建构，“单一议题发动+公共事件聚焦民意”的大众动员，以及“刻意与主流政治保持距离，摆脱传统政党形象，挑战和破坏既有规则，不走寻常路”的具体运作。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黄嘉树表示，谈民粹一定要谈民主，因为民粹其实就是民主的一种形式——大众民主，民粹和民主都源于“人民当家作主”的价值观，民主必然要逐步扩大人民的政治参与，像选举、公投、以及民众走上街头抗议示威等等都是大众直接行使权力的民主方式，从形式讲也称为“直接民主”；但一般而论，人民直接行使权力的机会很少，通常是经由选举选出人民信任的代表，让人民代表代行权力，代表就是精英，“代议制”就是“间接民主”；由此就形成既有大众民主、直接民主，又有精英民主、间接民主的复合架构。

　　正像世界上任何事物都有两重性一样，民主也有两重性。但长期以来，我们把民主“圣化”了，民主变成与正义、真理、善一样的褒义词，对民主只能歌颂不能批评，于是大众民主、直接民主中好的部分，就被放入民主的成就中受到赞美，坏的部分则另造出一个带贬义的辞——民粹主义，对民粹就可以批评了。因为每人评价好坏的立场、观点不一样，同一件事如台湾的“太阳花学运”，有些人就认为是民主的华美篇章，也有人认为这就是典型的民粹。从这个意义上讲，我觉得民粹就是帮大众民主、直接民主背黑锅。换个角度论，民粹既然在本质上就是民主的一种形式，当然也有其正面的价值、意义和功能。 

　　因此，他强调，今天我们批评民粹主义，实际就是讨论民主的问题，即所谓民主的困境。在以自由主义（宪政主义）为主轴的政治秩序中，是精英民主引领大众民主、间接民主引领直接民主，后者即使有负面表现如冲击社会秩序，也是可控的。换言之，民粹原本就是民主体制内的东西，无论在野党还是执政党都可能操作民粹，如台湾的民进党就曾长期这么干，但其前提是“可控”。现在的新问题是出现了新的民粹，一些超出政党视线的“边缘人”突然跃上政坛，短期内迅速获得民众的狂热支持，成为政坛巨星，如美国的特朗普、台湾的柯文哲、韩国瑜等。既有的政党似乎难以预期这些政坛新星的能量和变化，他们成了传统政党政治“不可控”或者“难控”的新要素，如何解释这种新现象？ 

　　黄嘉树认为，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可以解释上述现象：

　　首先，时代变了。过去的一百年，政治动员的主轴或者是热战的、基于民族认同的“独立自主VS外来压迫”，或者是冷战的、基于民主理念的“自由解放VS专制独裁”，而今变为基于民生问题的“发家致富VS又老又穷”，这个时代主题的转变，传统政党大都转不过弯子，还停留在以往的“恨式动员”的窠臼中，除了妖魔化对手不会别的，这就给“边缘人”的突然“窜起”留出了空间。当然“边缘人”也不能凭空起跳，他一定要找到基于民生的宣传主轴做“撑杆”！ 

　　第二，技术变了。黄嘉树指出，互联网满足了大众对于信息“知”的需求，又为精英动员大众提供便利的指挥工具，一条信息就可以发动支持者在特定时间、特定地点“起而行”，这就为大众民主和直接民主的扩张插上了翅膀。单独的、具有群众魅力的新生政治明星有了直接联系千家万户的技术手段，网民成了民粹浪潮的主力，“空军”（网络宣传）成了造势的重要手段，相应地候选人对政党“后援”的需求下降。 

　　第三，最关键的还是今天会议题目所示——民主遇到了困境。黄嘉树认为，民主最基础的理念是人人生而平等，但民主立基的经济平台是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由资本主义导致的贫富差距对人人平等形成了尖锐的讽刺。（欧洲的难民和南美的“大篷车”人流直接冲击民主的最核心）要妥善解决民生问题需要有计划、有效率、能维护社会秩序的、能形成稳定长期规范的“强有力政府”，但对抗的政党政治很难产生这样的政府。很多选民对两党恶斗和“政府空转”极度厌恶，就把期待的目光投向第三势力。 

　　但黄嘉树也坦陈，第三势力及以个人形象为号召力的“明星政客”，最大的问题是掌权之后怎么办？毕竟基本的政治框架是政党政治的框架，没有政党的奥援，个体的政治明星很难保持与公务员队伍的良性互动，也很难得到以两党议员为主体的代议机构的配合，因此其施政也很难推动，或难以见到实效。所以第三势力或者组党参与政党竞争，或者继续围绕在个别政治明星身边，随着明星光环的减弱而渐渐从高高的浪尖落至地面，变成摊开的大片浪花，再变成泡沫。 

　　北京联合大学台湾研究院教授陈星表示，民粹主义与精英主义是一体两面的关系，不管什么样的民粹行为最终都必须由精英进行动员并将其纳入政治系统才能发挥作用，因而在一定程度上说民粹更强调平民价值的理念，而不是政治动员本身。台湾的民粹主义发展其来有自，各种政治势力都打着关怀民众的旗号进行政治动员，并千方百计将民众纳入到政治动员的过程中来。在长期的政治变迁过程中，仇恨动员是政治动员的主流形式，举凡族群、悲情等动员议题均是依附于仇恨动员的目的而存在。2000年以后，随着台湾政治版图的改变，仇恨动员的轴线遭到削弱，政治动员轴线出现多元化倾向，与之相关联，政治版图也出现碎片化倾向，这种情形为第三势力的发展提供了契机。第三势力的发展前景还要看主要的政治势力能够释放出多少空间，不过毫无疑问，第三势力出现会对台湾的政治生态发展产生强烈冲击。 

　　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副研究员王鸿志认为，第三势力是一个应用范围很广的词语，如国共内战中有民主党派想充当第三势力，民进党成立后，其内部美丽岛系与新潮流系之外的一些派系也自诩为党内的第三势力。在台湾研究领域，过去对第三势力的关注主要集中于政党领域，从新党成立，到宋楚瑜脱党参选及亲民党成立，尤其是2012年宋楚瑜再次独立参选，搅动国、民两党竞争局面，成为第三势力又一次再起的标志性事件。 

　　他指出，在当时环境下，普遍认为政党型第三势力发挥影响力最大，实力最强。但随着形势的发展，2014年柯文哲现象出现，岛内第三势力的范围从政党型为主向无党籍参选人类型的第三势力发展，第三势力形态更加多样化。出现这种状况的直接原因，一是民众对传统的蓝绿政治产生厌恶情绪，对国、民两党不信任感增强。如国民党实力下滑，缺乏吸引力。民进党无法妥善处理国家认同与两岸关系问题，不能获得广大民众的信任。二是大环境的变化，为第三势力崛起提供了社会基础。当前台湾经济社会面临的发展困境，引发民众不满情绪。柯文哲等人草根出身，以辛辣直白的语言，批判性的言行，满足了民众的愿望，完成了民意与政治人物的供需对接。三是台湾地区一定的人口规模、选区选制划分，为无党籍个人参选提供了条件。如台北市270多平方公里，200多万人口，个人易为市民熟悉而掀起热潮，加上新媒体工具的大量运用，为个人参选提供了新的渠道。在今年选举中，柯文哲延续了2014年的气势，并非昙花一现的短暂现象，也说明民粹化浪潮有其兴起退潮的周期，对此现象可持续观察并加以总结。 （本文转自香港“中评社”，原标题《中评关注：专家共研台湾民粹主义与第三势力》）

责任编辑：张义凌

未经允许不得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