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诺奖评委会前主席：1988年我们想给沈从文颁奖

　　参考消息网11月27日报道  “在这里，我有种回到家里的感觉。”瑞典文学院终身院士、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前主席谢尔·埃斯普马克说。11月17日，埃斯普马克与中国当代文学的“扛鼎”人物贾平凹、余华、欧阳江河、西川、李洱列席北京师范大学国际写作中心论坛，探讨东西方不同视角下的“通向世界文学之路”。旅瑞翻译家陈迈平，北师大教授张清华主持讨论。

　　87岁的埃斯普马克是一位著作等身的诗人和小说家。他在1987年到2004年间担任诺贝尔奖评委会主席，卸任后数次访华，促进中国和世界的文学交流。他领衔的评委会曾把诺奖颁给布罗茨基、托妮·莫里森、君特·格拉斯、大江健三郎、高行健、奈保尔、库切等作家。自2012年以来，他的长篇小说总集《失忆的年代》在中国陆续出版。在此次主题论坛上他盛赞中国读者：“我的小说也被翻译成不同的语言，但近年来我才认识到我的真正读者和听众是在中国。”

谢尔·埃斯普马克（图片来自Norstedts出版社官网）

　　外来影响和本土文学“碰撞”产生优秀文学

　　谈到国际性的文学，埃斯普马克说，一些所谓权威的机构经常会分外国文学和本土文学，排斥外来的文学，而偏向本土的文学，这是对文学本质的误解，只谈外来影响也会造成误解。

　　埃斯普马克认为，优秀的文学往往是在外来的影响和本土文学的“会见”中创造出来的，二十世纪有很多优秀的作品是这样产生的，比如英国诗人T·S·艾略特，他的诗歌混合了法国象征主义的传统和玄学派诗歌的特点，最后生成自己的东西，比如他的代表诗作《普鲁弗洛克的情歌》。

　　他说，最好的例子当然是莫言。人们常提到莫言受魔幻现实主义作家马尔克斯和威廉·福克纳的影响。福克纳教会莫言如何利用本土的材料，混合传统、神话的方式来写作。“这只是一种启发，就好像是学习给马戴嚼子：学会了以后我就可以骑着这匹马回家了。福克纳对莫言的影响在于，创造把家乡概括成世界的场景，就是‘约克那帕塔法县’。”埃斯普马克说。

　　据埃斯普马克分析，莫言也有这样一片属于自己的土地和世界，于是他创造了山东高密东北乡。在好几篇小说里，莫言都回到自己的这片土地，实际上那个地方既没有山，也没有海。高密东北乡是全世界的象征，不是现实的东西。莫言在创造了自己的“约克纳帕塔法县”以后，就不需要从福克纳那得到更多。“所以，所谓外来影响不是外来的作家能教你怎么写，他只展示了一种方法。这也说明外来影响不应该是对你的控制。”

　　跟随埃斯普马克谈文学“会见”的话题，余华比喻道：“一个作家受到别的作家的影响，就好比是树木接收阳光的影响，它是以树木的方式成长，而不是以阳光的方式成长。所以，所有有益的影响，只会让这个作家越来越像他自己，而不会像别人。”

　　余华表示，从魏晋南北朝开始，中国所有的文化和艺术，都是外来文化冲击、碰撞下达到顶峰。“欧洲也是，十九世纪几个临近国家的相互影响，造就了十九世纪欧洲文学的辉煌。”

　　贾平凹认为“视野”对应的不是区域、民族、或国家，而是全球。“每个国家都有其体制和意识形态，全球视野让作家在观察现实生活时有新的线索，发现习惯思维下看不到的东西。这是中国作家对接世界的一个前提条件。然后再从中国内部看外部世界，才更能弄清楚情况。”他说。

11月17日，“通向世界文学之路”论坛现场（赵曼君/摄）

　　谈论世界文学应有立体的坐标系

　　小说家贾平凹认为东西方视野构成了两条线，一条线从世界到中国、再到生死、村庄；另一条从村到世界。两条线应该是交叉着的。贾平凹进一步分析，中国文学有一种乡土传统，而中国人的思维普遍是乡土思维。

　　“一个文学传统内的作家们往往对另外一个传统不大能够接受。”李洱认为，这使得文学交流往往有偏好。他观察到，现在中国读者或西方出版社更想要具备感性传统的作品——描写广阔的社会生活，有激烈的矛盾冲突。“还有一种理性的传统，对人头脑中思维方式变化、对社会各个矛盾进行理智分析，其代表是史铁生。”他表示，对中国文学而言这种传统反而最为珍贵。

　　翻译家陈迈平说，谈及世界文学中的传统以及所谓身份认同问题时，人们都会建立一个坐标系。他认为文学坐标不能只是东西方这一平面维度，讨论坐标系，还要考虑古往今来的传统，又比如，李洱提到的感性的、理性的，左的、右的不同，尽量画多个方向的线，坐标就能有立体感。

　　对此，陈迈平举了个有趣的例子。他曾有位学生写了本谈东西方文化的书，名为《金发碧眼看中国》。他说：“书中评论中国人只讲集体主义，不太尊重个体的部分很有问题。举的例子是过去胡同里的厕所没有遮挡，陌生人可以看见对方如厕。”他解释道：“我太太是瑞典人，她农村老家有种类似茅坑的厕所，里面只有坑，没有遮挡，方便积肥。”他认为，有没有强烈的个人意识，不是东西方的问题。“这本书给人偏见和错误的看法，应该说传统社会的人如此，如今很多大学生已想象不到茅厕是什么样，他们更强调个体性和隐私。所以说要有复杂的坐标系，不能想当然地谈东西方，只看一条线。”

　　西川表示，在了解国外大作家对自己生活的表述中，中国人也获得了进一步观察自己、表达自己的可能性，文化内在的生命力就可以保持。他说，中国要各种各样生机勃勃的文化。“仔细阅读过往经典的作家，同时，广泛阅读世界上正在发生的文学，它就是当下生命活力的展现。”西川希望，通过翻译，更多外国优秀诗人能进入中国人的视野中。“在今天，世界文学的产生需要每个人的参与。打开书本，就能成为世界文学的一部分。”

　　1988年诺奖想给沈从文颁奖

　　对于诺贝尔奖和世界文学之间的关系，埃斯普马克表示，诺奖不是通行世界的标准。“诺贝尔的遗嘱写着要奖励创作出对全人类有伟大贡献的文学的人。在1930年代，委员会认为：更多读者接受的、比较简单的文学才造福人类。所以当时的诺奖是流行文学奖项。后来我们知道，这种奖对世界文学没什么用，因为作品畅销的人已经是世界知名的作家。二战以后，诺贝尔委员会开始寻找开拓性的先锋作家，认为这是对人类的贡献，所以T·S·艾略特、威廉·福克纳获奖。但实际上这些作家也早已世界知名。”

　　“所谓对世界文学有影响的理解的转变出现在1978年，当时有一些非常优秀却不太知名的作家，委员会讨论是否要帮他们提升地位。那一年委员会在英国的格林汉姆和艾萨克·辛格之间挑选。格林汉姆是已经很知名的，而辛格完全不知名，他用意第绪语写作，别人不太懂。我们想把大师级的作家介绍给世界，因为这个作家值得拥有更广大的读者群。这样的政策下有几个例子，约瑟夫·布罗茨基，切斯拉夫·米沃什，以及后来的波兰诗人维斯瓦娃·辛波斯卡。”埃斯普马克介绍道。

　　“他们给予了世界伟大文学，世界又给予了他们广大的读者，这样，诺贝尔奖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为创造世界文学的规范起点作用。”埃斯普马克说。他随即承认，诺奖也有做不到的地方。“有些优秀作家没等我们来得及给他们发奖就去世了，世界读者还没有机会认识他们。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沈从文，我们在1988年想给他颁奖。但是很可惜，他于那年8月去世，距颁奖只差几个月。”他说。彼时他担任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主席。埃斯普马克还说，自己通读了沈从文描写中国“内战”的小说，也读了他的《中国服饰史》，了解服饰的发展过程能让他深入中国的历史。

　　诺奖的第二个不足是每年只奖励一名作家。“有时候好作家特别多，1969年有三个作家进入最后的遴选：英国诗人W·H·奥登，英国作家格林汉姆·格林，还有法国作家马尔勒（音）。最后那年的奖颁给了荒诞派戏剧的剧作家塞缪尔·贝克特，他写过《等待戈多》。这样算起来，四个优秀作家里只有一个可以得奖，这说明诺贝尔文学奖对世界文学作的贡献非常有限，只是四分之一。”

　　关于鲁迅，埃斯普马克说，上世纪三十年代的诺奖评委确实讨论过，也收到了他的材料，也跟鲁迅联系过，但是鲁迅说自己还不配得这个奖，还说在中国也没有配得这个奖的作家。“当然，他太谦虚了，可惜的是他在1930年就去世了。那时候从亚洲来的提名本就少。”

　　张清华替关心中国文学的读者问埃斯普马克，中国作家距下一个诺奖估计还有多少年。埃斯普马克说：“我的嘴唇现在是被封住的，诺奖讨论的名单上有200个作家，至少目前这个名单囊括了现在全世界最好的作家。如果在这200个作家中没有看到中国作家的名字，你会觉得非常奇怪。”他随即莞尔一笑，坦言只能回答到这里。

1979年，沈从文在北京

　　好的译文产生时作者和译者像在打乒乓

　　贾平凹认为，从某种程度上讲，世界文学就是翻译文学。他说中国作家的作品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情节很曲折、很传奇，另一种靠节奏、色彩和气息来推进故事。“情节性强的容易翻译，情节性弱的比较难。所以我觉得翻译应更注重后面这一类作品，把里面的节奏、色彩和气息表达出来，它更有代表性、更有中国味道。”贾平凹说。

　　埃斯普马克说，翻译是通向世界文学的门，这样对译者也提出了相当高的要求：不光是对原文语言和目标语言都要精通，还要有诗人气质。他认为好的译文产生的过程中，作者和译者就像在打乒乓。他认为，翻译应创作出和原作相似的韵律，同时也要符合目标语言的音乐特性。“原作者和翻译之间的交流很重要。”他说。

　　诗人欧阳江河认为，相比小说，诗歌在中国是比较严肃的，很难获得特别广泛的阅读数量，在翻译的过程中更为命途多舛。他认为，从根本上，诗是在母语里面都需要翻译的一种语言，比如中文现代诗，不能说一个母语为中文的人就能天然懂诗的语言。双重的少数身份是诗歌的宿命。

　　欧阳江河还谈到了世界文学概念形成过程就是文学全球化的过程，其中有一些无法解决的问题。“全球化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被宠坏的地方性。比如‘东方文学’，按照詹明信的说法，它首先得是寓言。有关民族、种族命运，以及政治、经济、历史总的寓言作为前提，否则，就不能被视作‘东方文学’有效的进入世界文学语境，获得翻译、阅读和评价。但这个寓言性的标准对于很多西方作家并不存在，西方作家就可以写非常个人的东西，或者对语言进行实验，比如美国的语言诗歌。”他认为这个问题依旧悬而未决。

责任编辑：刘光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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