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11亿政府隐性债务 咸阳高新区被点名，如何谈钱不伤感情？

　　就在曹家寨村贿选案闹得沸沸扬扬时，近日，咸阳高新区又被国家审计署点名：违规借款，共计形成以财政资金偿还的隐性债务11亿余元。

　　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问题历来备受关注，具体到本次公布的情况来看：2017年8月至2018年8月，陕西省咸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通过签订借款合同的方式分别从咸阳高科建设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咸阳高新保障性住房建设有限公司借款3.88亿元、7.53 亿元，用于基础设施建设等。截至2018年8月底，共计形成以财政资金偿还的政府隐性债务11.41亿元。

　　从近几年严查曝光的乱象来看，主要表现为项目还未经科学考核评估，就盲目启动投资建设；一些地方政府热衷拆老城建新城，修建大型机场、高速公路等投入大却短期无法获得回报的建设项目，造成了地方债务多年来的大量积累和偿还困难。违规举债，因此被称之为“上任风光，下任风险”。而问责违早已开始，2017年3月24日，财政部网站公布《重庆市政府高度重视地方债务风险 依法处理个别区县违法违规举债担保问题》，首开违规举债问责的先河。此后，多个省市的政府（财政局）负责人、城投公司董事长被免职或者警告。金融机构，甚至会计师事务所也被处罚。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要求，切实加强地方政府债务管理。此外，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明确，各级地方党委和政府要树立正确政绩观，严控地方政府债务增量，终身问责，倒查责任。

　　必须要提的是，此次所点名的“咸阳高新区”在今年7月份就被陕西省国土部门点名“土地违法”。在释放捧出成果的“快感”时，咸阳高新区似乎忽略了“寅吃卯粮”可能带来的“痛感”。

　　谨慎举债！“香饽饽”切忌“盲目自信”

　　紧接势头正猛的大西安，又有秦都历史厚爱，咸阳是人们寄于厚望的城市。咸阳高新区是关中高新技术产业带上的重要节点。它的成立，只比西安高新区晚一年，在成立之初，便围绕着当时的彩虹厂，建起了电子工业出口加工区。2005年5月，被认定为西部唯一的国家显示器件产业园。

　　2015年后，咸阳高新区先是整合了园区已有企业，然后明确了发展方向：围绕电子信息、生物医药及医疗器械和新型合成材料三大支柱产业招商引资。这也是咸阳发展至今的“台柱子”产业。可以说，高新区在某种程度上是咸阳的“产业高地”，也是拉动咸阳经济发展的一股主要动力、招商引资的一块“香饽饽”。

　　根据公开报道，2018年咸阳计划安排市级重点项目155个，总投资超过1600亿元，其中咸阳高新区有14个，总投资357万6944元。政策绿灯面前，高新区却“自闯红灯”，先有土地违法被通报，现在被审计署点名“违规举债”，可谓在“钱”与“地”上的“自选小动作”过多。

　　对此，西安石油大学一位Z姓经济学者发表看法：“虽然已经开始严厉问责，但违规举债仍然在一些地区存在。一般来说，新区被寄予厚望，潜力巨大，暂时合规合法的举债促发展，可以理解。但就怕尺度偏差，盲目自信，造成风险。”

　　Z教授更是坦言，“除了把握失度之外，还有的区县甚至认为举债才能快发展、欠了债不要紧，上级最后总不会不管的。总是想要在合法合规的地方政府举债融资方式之外，千方百计地琢磨些旁门左道。比如老城新建、超前的交通建设，甚至经常为此未批先建。据我调研，现在还有一些文物保护、特色小镇建设等‘新门路’，尤其存在于历史资源较丰富的地区。”

　　与此颇为戏剧性对应的是，咸阳部分区县确实屡屡曝出项目“未批先建、毁田去建、遗迹上建”的情况。

　　2016年，咸阳淳化一旅游项目在3000亩耕地上建设了起来，让原来大片绿油油葱茏的农田尽失。据官方称操作上，“爷台山红色旅游度假山庄”旅游商业项目是政府行为。随后便有爆炸性消息被深挖：“没有立项，谈不上规划审批”，在被林业局坐实了“毁田伐林”的罪证同时，又被曝拖欠农民工工资2000多万。奇怪的是，沸沸扬扬的批判之中，却是越来越大的项目规模。在2018年的旅游招商项目中，更是被作为招牌“求商问津”。

　　走访咸阳礼泉时，一位“聊熟了”的当地官员透露：当地也有项目是强上弓的。“先建了说，建好了总不能再拆了吧。举没举债、盈不盈利、批了没批，就已经不那么重要了，或者就已经不是现任的事情了。”

　　对此，媒体公开批评：一些地方政府违法违规举债的根本原因是不正确的政绩观。一些领导干部希望通过举债搞基建以拉动经济增长，而通过合法合规的渠道要受到各种约束（包括不能超过限额），于是他们利用隐性方式举债。而他们举债的需求又在较宽松的融资环境中得到了金融机构的满足。

　　“在今年的地方两会上，很多省份都表示要转变发展理念和政绩考核方式，以符合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如果这样的理念能够从中央传导到一些市（区）县，隐性债务增长的问题应该能够缓解。”Z教授说，“盲目自信、不科学的政绩观，这是隐性债务增长的岔路。”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咸阳高新区的债主还有一个是咸阳高新保障性住房建设有限公司，借了7.53亿出来，但不知会将这笔本金所融资的钱，用在何处？坊叔会持续关注。

　　当然，民生投入、文旅保护、环境治理等都是“谈钱”的地方。要发展，就要解决这些“刚需”，钱要用在“刀刃上”。近年来，经过努力，咸阳经济正在全面苏醒，2017年的GDP总量2340.65亿元，仅次西安和榆林。

　　但具体到“花钱”的地方，个别地方又确实“有所忽略”。比如说必要的环保投入。

　　除了连续垫底的空气质量排名，更有处之不尽的散乱污企业，多次被中央环保督察组点名；在反馈陕西省意见中更是明确指出：渭河干流部分断面水质下降，咸阳段铁桥断面水质未达到功能区划要求的问题，以及“北部矿山”被破坏的问题。

　　今年4月，央视又怒批咸阳“垃圾围城，农村垃圾污染尤为严重”，村民苦不堪言，却无奈叹息，“刚说政策时，说是要管，应付过去就没人管了。后来反映了，也没人管。农村这事谁管？”

　　在上级部门和央媒多次批评后，咸阳开始在污水处理、北部山体恢复上投入。

　　高新区是咸阳的“巧媳妇”，风华正茂时，如何把握自己的“胃口”，能“既谈钱又不伤感情”？咸阳以此而来的“钱袋子”又如何做好“入与出”的珠算？这个问题，值得重视。

　　关于违规举债，专家：要堵后路

　　2017年，坊叔走访韩城，虽然已是6月，过年留下的“政绩”犹存：满城张灯结彩，极其华丽。据知情人士反映，花灯花费在两三亿左右。“这么多能一次付清吗？”坊叔问。知情人却透露，花灯有一部分是欠着供应商的，“如果这些债务不能及时清还，大概有部分企业又会三角债，在年底清偿不了农民工工资”。

　　而在眉县，屡屡被点名的某“新城”依然坚挺于挖开的水塘边。据周边村民反映，当时为了能开建项目，“把许多好好的田地都弄走，耕地检查来了，就给那压根不能种粮食的贫地甚至是沙石地铺些薄土，种点根本不能打多少粮食的苞米杆子。”小县城人口不多，不挨大城市，离西安也远，当然没多少人买。

　　而综观韩城和咸阳，在存在举债问题的同时，又兼存土地违法，须知，在今年7月的国土部门约谈中，韩城就是“座上宾”。

　　“土地违法乱象多的，其实很有可能隐藏着举债建设。因为这二者都是疯狂盲目投资的表征。”Z教授说，他进一步分析，“地方政府举债如果控制不好，堵不死后路，很有可能造成恶性循环：债滚债，上任举债，下任发展乏力，但任期又有限必须出成绩，继续举债开发似乎成为救急方式。这样一急，未批先建、巧立名目、违规用地自然是利令之下的昏招。一任逼一任。”

　　而隐性债务，主要指个别地方政府通过融资平台公司、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政府投资基金、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违法违规或变相举债形成的债务。 “国有企业的投融资和政府的投融资边界不是很清楚，一些地方政府经常利用国有企业去干政府的事情，这时政府投融资和企业投融资边界变得不清楚，这就是产生隐性债务的体制原因。”中国财科院院长刘尚希说。

　　“现在，地方政府举债主体除了政府部门和机构，还包括融资平台公司、经费补助事业单位、公用事业单位等。同时，基础设施建设债务占比高，举债手法多样，隐蔽性强，监管难度大。特别是越来越多的城投公司选择在境外发债，形成新的政府隐性债务。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项目（PPP模式）、政府购买服务、政府基金等通过额外附加条款等变相举债，可能形成新的政府隐性债务。”Z教授进一步指出违规举债的“后门”。

　　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陆铭表示：根据他的不完全统计，2009年以来，全国272个城市建设了当地的新城，超过90%的城市建了新城，大量新城的建设在中国中西部人口流出地。越是欠发达地区，还款风险越大，转化成高利率，推高融资成本。这是欠发达地区地方反而隐性债务危机严重的根本逻辑。

　　也有专家提出，为了经济发展、民生改善，举债并非不可以，中央也允许地方政府通过发行一般债券、专项债券等方式在批准的限额内举债，同时鼓励地方政府与社会资本通过合法合规的PPP模式进行公益项目建设。“但这一切都有个前提，那就是量力而行。超越历史发展阶段，罔顾财政承受能力的超前投资、过度福利，最终必然不能持久并造成严重后果，这样的例子并不少见，应引以为戒。而对那些怀有搞政绩工程动机的举债行为，更得坚决禁止、严肃问责。”《半月谈》曾严肃指出。

　　只是，举债环环相逼，还债也环环相扣。最后谁埋单？

　　请在最好的时代为高质量发展“精打细算”

　　天下第一帝都，关中平原沃土处。不仅历史遗产丰厚，更是秦商故里。三原县、泾阳县、咸阳县一度成为关中商贸中心和货物集散地。尤其是以泾阳、三原为核心的陕西商帮迅速崛起，成为中国十大商帮之一，垄断中西部贸易500年之久，也为当地带来了源源不断的财富。

　　颜值与内涵共体，财富与出身并存，这样形容并不为过。但反观咸阳发展，似乎差强人意。

　　20世纪50年代，咸阳是全国重要的纺织工业基地。80年代彩虹厂落户咸阳，为咸阳创造巨大税收的同时，也带动了电子产业的聚集，这是建国后的世代给咸阳的两次“重大机遇”。但在在国有企业改制中因为技术更新和新品开发的滞后，企业破产转型、工人下岗失业，直接影响到经济疲软至今，当前咸阳的人口结构与消费能力依然不足。2017年，GDP增速落入陕西最后梯队；2016年的2396.07亿元，更是几乎只有西安的三分之一。

　　礼泉苹果产量较大却因不善经营品牌而无法与洛川、白水苹果竞争；号称中国的金字塔群汉唐帝王陵，却因不善景区管理与宣传运营而未形成热点IP；秦商自此，却因为没有抓住渭北工业带崛起的历史机遇而未形成浙商那样的资本聚集。。。。。。

　　2017年初，大西安建设全面启动，咸阳再次被推到大众期待的目光面前，众多专家指出：咸阳失机已久，源于错误的政绩观，抓不住自己的优势。西咸新区曾在开发建设中寄希望于“五路四桥”拉开城市骨架，却因当地政府的不配合而处处碰壁，光是断头路就“悬而未决”已久，导致影响了开发建设的速度。举债融资，开建项目，却在此前一直没有通往秦岭的大道（群众去秦岭要绕行西安）。成都的都江堰早已闻名天下，咸阳却对郑国渠不冷不热。。。。。。

　　如今，关中平原城市群的建设万众瞩目，在咸阳似乎可以“搭便车”之时，也有专家提醒：再不努力就要被边缘化。陕西省社科院张宝通教授就曾建言要“三分咸阳”，将咸阳拆分分别并入西安、铜川和杨凌，共同做大做强西安，使其成为关中、陕西乃至西北的增长极。虽然，咸阳立即做出反驳，但融入“西咸一体化”似乎势不可挡。当然，这其实也为咸阳叠加了又一黄金机遇：紧密配合、协同发展，借力西安，抱团取暖，实现引领关中城市群之崛起，成为大西北乃至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龙头城市。

　　“正如雄安新区至于北京，创新发展轴将诞生大西安的新中心、缓解城市摊大饼、推动产城融合，以西咸一体化带动关中一体化，成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双驱引擎，这是国家战略。”方塘智库区域战略研究中心研究员张勋说。

　　无疑，咸阳在错失前40年的两次重大机遇后，迎来了“最好的时代”。

　　但坊叔要提醒的是，在地方性融资看似“如此容易出成绩”时，多年积病、元气并不充足的咸阳，更不能“贪快求急”，造成巨大的“隐性政府债务”风险。要在最好的时代，舍得为高质量发展“精打细算”。

　　世界名著里的“包法利夫人”天生貌美，聪慧明霞，在嫁给一个勤劳踏实的医生后，如果脚踏实地经营，本可以逐渐过上体面的生活。但她贪慕虚荣、急功近利，为了游走于所谓的上流社会而大量举债，一步一步吞噬了自己的美好未来。债台高筑的她，终因还不起欠款而自杀。

　　今年8月，财政部发声：要坚决遏制地方隐性债务增量，政府+国企+金融机构+中介，违规都要终身追责！作为被寄厚望的“咸阳龙头”，此次被审计署点名，也不知高新区会作何回应。。。。。。（赵四儿；图片来自网络）

责任编辑：张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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