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摘要：当下和未来中国最紧迫的课题，是继续推进全面深化改革，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其实质是要建构一个“新道统”（中国马克思主义），构建一个创新的意识形态，其内涵“新政治体”、“新经济体”和“新文明体”，旨在建构中国现代文明和建立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当下和未来中国最紧迫的课题，是继续推进全面深化改革，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其实质是要建构一个“新道统”，构建一个创新的意识形态，其内涵“新政治体”、“新经济体”和“新文明体”，旨在建构中国现代文明和建立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9月10日， 上海社会科学院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所所长方松华 在“ 中华文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高端学术论坛上参与嘉宾对话。

　　一、新道统和新文明建构

　　建构“新道统”（中国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在今日极为重要，既是因为这是一个对中国的未来会发生影响的时代问题，也是因为当下中国需要建构起像儒家那样，以共认的道统引领中国二千多年在稳定中延续与发展的思想与文明。但在经历了一百七十多年现代化的剧烈变迁之后，重构道统已不仅是传承，而且需要再创。

　　中国马克思主义在当下，特别是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国家治理现代化，则将揭示出的是如何建设一个现代国家，或者说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样一个关乎民族复兴、现代化、社会主义和中国现代文明的宏大的理论来说明和引领宏大实践的问题。其中的核心是：在毛泽东等第一代共产党人创建了新中国以后（前30年），经过改革开放（后30年）的磅礴崛起，新一代中国共产党人面临的任务和使命将是如何以一种一以贯之的有序和有效来治理这个国家，使中国以持续的繁荣稳步走向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二、“文化”是“新道统”（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价值所在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是沿“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深入，其内在和深处是维系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文化。这是一种更加本源的东西。因此，我们所说的“新道统”（中国马克思主义），正是以此为起点和立足点，期望能形成一种中国特色的文明体，表达对人类文明走向的中国判断。作为一个论断，以“文化自信”为“最根本”的自信，既是一种鲜明的时代意识，也是一种深厚的历史意识。因此其内涵和外延都具有广大的笼罩力。而这种笼罩力正是“新道统”（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价值所在。

　　三、重造现代中国文化的内在统一性和整体性

　　构成今天的中国文化而为我们所共同面对的，基本上出自三个源流。一是二千多年延续而来的传统文化；二是一百多年来因中西交逢而移入中国的各成片段的西方文化，在***之后汇为一类，而被统称为“新文化”；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过程中形成和传播的马克思主义文化。这种三者的共存是近代中国剧烈的社会变迁所造就的，而三者各自都对今天的中国发生着可以目睹的影响，又说明三者虽然程度不同，但都有着与今天的中国社会不同方面相契合相同一的合理性。因此，三者都应成为我们所说的中国特色的新的文明体的来源。

　　一面是文化可以给我们以“最根本”的“自信”，一面是作为文化影响的“软实力”犹不能与之匹配。两面之间的不相对称，反照的正是三种文化的各有合理性和三种文化之间至今犹各自成一脉的矛盾。因此，在百年历史变迁留下的中西之争、古今之争、新旧之争形成的文化格局面前，今日尤其应当致力的，是实现中西之间的和解，古今之间的和解和新旧之间的和解，以完成毛泽东所说过的“总结”、“继承”、“整理”、“创造”，并在传统文化、新文化和马克思主义文化的深度汇融中，重造现代中国文化的内在统一性和整体性。

　　四、新道统与中国现代文明重建

　　二千年传统文化以儒学为核心，其民本意识，公平意识，苍生意识，君子人格意识，安己以安人的意识，天人之际和谐的意识，以教化治理天下的意识，曾经为古代中国提供了一种明显不同于西方法律——政治为样式的文化——政治样式，并以此造就了一种以伦理秩序为基础，而能合政治秩序、社会秩序和伦理秩序为一体的人际结构和国家结构，在漫长的千年岁月里大体地维持了一种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位置的稳定和有序。与之相关的种种意识在长久积淀之后，至今仍成为民俗、伦理、思想学术中的重要部分。而一百多年来的新文化虽然取法于西学，但本质上这种取法又是对于西方冲击的一种直接回应。因此由此派生的富强观念、国家观念、进步观念、科学观念、民主观念、平等观念、民族观念和走向世界的观念都能内化于中国的历史演变之中，并成为今天中国人自己的观念，从而极大地催发和促成了传统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转型。两者都是现实地影响我们的思维、判断、取向的文化，但其各有源头和来路，又使两者之间始终保持着一种互相歧异。然而，以实践中国比文化中国，则三十多年改革开放正是一个在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转型中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过程。由这种生成于历史过程中的同一性作观照，反映出来的正是传统文化与新文化在中国应有的同一性和共性。而马克思主义文化在当代中国文化建设中的重要作用也因此而见。与以西方为源头的新文化相比，马克思主义文化虽然也是传入的，但其宗旨所归的社会主义所内含的公平正义的理想，天下大同的愿景，集体主义的人际关系和以人本身为终极关怀之所在的人类意识，都能唤起儒学的共鸣和感应。在马克思主义初入中国之际，这种共鸣和感应曾是中国近代史上留下了深深痕迹的事实。而与二千多年有文字记载的中国传统文化相比，则作为现代化历史过程中产生的理论，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自始即已汇入改造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变迁之中。由此形成的文化指向，又使其理论能够以足够的广度涵盖和统摄***以来新文化的追求和向往。起自新文化运动的许多人物后来都成了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这同样是在近代思想史留下过深深痕迹的事实。我们构想的“新道统”（中国马克思主义）或中国特色的新文明之所以可能，正是相信马克思主义文化自身特有的文化品格，可以在融合二千多年的传统文化和一百年来的新文化中超越二千年和一百年，以重构当代中国文化的统一性和整体性，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漫长过程中，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方面。

　　（方松华，上海社会科学院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所所长）

责任编辑：张建利

未经允许不得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