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令钊先生出生于1919年，是我国的“国宝”级画家、艺术家。从开国大典的毛主席画像，到国徽、共青团徽、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会徽、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旗、八一勋章、解放勋章、独立自由勋章的设计，再到第二、三、四套人民币的设计，都出自他的手笔。他也因此被誉为“国家形象的设计者” “人民艺术家”。

　　按虚岁计算，周令钊如今已是一位百岁人瑞。1982年我国首次发行的狗年生肖邮票正是由他设计的。时隔36年后，因为参与了2018年狗年生肖邮票的设计，周令钊再度引发关注。“为中国设计、为民族作画”始终是这位百岁老人坚持的原则。“现在‘90后’是社会上年轻的一代，其实我也是‘90后’，马上就是‘00后’了，我们一起为我们的国家富强而奋斗，把我们的国家建设得更加美好。”在接受本报全媒体记者采访时，这位百岁老人始终保持着自己的家国情怀。

　　文/广州日报全媒体广州日报 肖欢欢

　　图/受访者提供

　　“徐悲鸿为我们证婚”

　　广州日报：时隔36年重画狗年邮票，跟当年有何不同？

　　周令钊：狗是人类最好的朋友，我非常喜欢画狗。1982年我国发行“壬戌年”狗年生肖邮票，那是我国首次发行生肖邮票。当时这枚狗票是以小时候我家中养的小狗为原型，脖子上挂着金色铜铃，生机勃勃，惹人喜爱；36年后让我再度设计狗年生肖邮票，这非常具有纪念意义。这套邮票1月份发行时我刚好100岁，算是“00后”了。我希望能有机会创作出更多老百姓喜欢的作品。

　　广州日报：你从事美术教育是受徐悲鸿先生影响的吗？

　　周令钊：上世纪40年代的时候，我从武汉去上海看望田汉。田汉跟我说“育才学校有一位美术教师走了，你来顶替他吧。”田汉是我在抗敌演剧队的老首长，他这么一说，我就留下了在美术组任教。后来徐悲鸿的一个学生告诉我，徐悲鸿先生在北平国立艺术专科学校（中央美术学院前身）任教，建议我去那里。他把我的画拿给徐悲鸿，徐先生看了我的画之后就让我去国立艺专。他的妻子也是我的湖南老乡，我经常去他们家吃饭聊天，大家都很熟。

　　广州日报：当年你和太太的婚礼是由徐悲鸿证婚的吗？

　　周令钊：1948年我应徐悲鸿先生的聘请来到国立艺专担任讲师。陈若菊当时是我班上的科代表，学习成绩最好，做事也认真，人又长得标致，班上的各项活动她也积极参加，我当时就下定决心给她写了一封信，表达了对她的爱慕之情。当时师生的身份在我看来并不是阻挡我们在一起的障碍。我在信中明确提出，希望我们能成个家，共同进步，后来她就答应了。

　　1949年7月份，我们的婚礼在徐悲鸿先生的家中举行。那是北京的一座古色古香的四合院，徐先生还专门订了一个三层蛋糕为我们证婚；他们夫妇还为我们赠送了精心绘制的新婚礼物《双马图》，寓意夫妻俩从此以后并肩战斗。都过了快70年了，我依然对当年的婚礼细节记得很清楚。我平时胡子都懒得刮，但婚礼那天却把胡子刮得干干净净，感觉一下子年轻了好几岁。

　　夫妻合作为毛主席画像

　　广州日报：创作天安门城楼的毛主席画像是你一辈子最难忘的经历吗？

　　周令钊：是的。当时我们接到画毛主席像的任务时，我们两口子结婚才两个月，那时距离开国大典只有20多天时间，时间非常赶。那些日子我和爱人几乎是白天黑夜连轴转，带着馒头和咸菜,拎着暖水瓶,一画就是一整天。

　　画像画好后，时任北京市军管会主任、市长聂荣臻到现场看了画像后说：“画得很好，很像。”说实话，刚画完我心里还有些忐忑，听他这么说我才放心一些。

　　广州日报：当时你也参加了开国大典吗？

　　周令钊：是的。10月1日上午，毛主席登上了天安门，他就站立在我画的那幅画像的正上方。我和妻子当时在天安门广场的东侧，亲眼看见毛主席升起第一面五星红旗，亲耳听到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那种心情真是别提有多激动了，这是我一辈子也忘不了的时刻。

　　广州日报：你有没有想过，当年为何会接到这么重要的任务？

　　周令钊：其实在画开国大典的毛主席画像之前，我曾画过两次毛主席画像，不知道是不是因此才会接到这个重要的任务，但说实话当时也感到很突然，因为我只有30岁，在全国名气也不是特别大。好多人问我当时紧张不？我可以告诉你，真的不紧张。要知道，你的画能挂在天安门城楼上，那是多大的荣耀啊，能有这样一个机会，高兴都来不及。

　　瞒着妻子参加人民币设计

　　广州日报：你最初在设计人民币时都要瞒着妻子进行吗？

　　周令钊：当时这是一项保密工作，就连我爱人都不能说。当时所有的设计人员都住进了北京印钞厂，平时我们画图时如果画得不好就往纸篓里一丢，但设计钞票不行，在设计过程中哪怕是一张画草图的废纸，都要交保卫部门登记销号，所以我们在打草稿时尽量在一张纸上多画点，画满了才去换。不过到了设计第三套人民币时，由于工作需要，组织上慎重考察后，将我的爱人也调过来参加第三、第四套人民币的票面设计。所以，第三、四套人民币是我和爱人共同携手的作品。

　　为了设计钞票上的图案，我和工友们跑遍了全国各地的风景名胜地。如今人们在钞票上看到的图案，都是当时我们去实地走访考察过的。后来我们把设计的钞票带到苏联去，连他们的专家都对我们的设计啧啧称赞。

　　广州日报：第二、三、四套人民币，哪一套你比较满意？

　　周令钊： 第二套画的是革命历史，第三套画的是生产建设，但生产建设的内容是会与时俱进的，当时画的时候还是最先进，过一两年它就不先进了，机器什么的都换了；第四套是各民族大团结，这个内容是比较稳定的，关键是头像要画得好。在此之前，中国的钞票很少画头像，第四套让各民族的头像都上了钞票，所以很好看，这也是我最满意的一套。

　　“美术教学要走进社会”

　　广州日报：你的画作和设计作品范围很广，创作灵感来自哪里？

　　周令钊：我当时在长沙加入了抗敌画会，用画笔加入了抗日队伍中。后来随抗敌演剧队经桂林、柳州、贵阳、大理，一路宣传抗日。那段生活对我的艺术风格的形成影响很大。要学到真本事，你得到大自然去、到社会中去。把自己关在家里闭门造车是“憋”不出好作品的。我当年教学生也是这样，要求学生多看、多想、多动手。

　　很多人说我是快手、多面手，其实我的画功都是被逼出来的。这些年下来，我创作了不少重大题材的作品，外界还算满意，主要原因是我注重对作品质量的把关，平时也注重基本功的练习。很多人要我给他们画像，我对自己的要求是不能画得“有点像”，一定要画得很像，这样人家高兴，我也练了基本功。关键是我有事没事就在街头对着人练习。走到哪儿我都会带上写生的行头。对新事物抱有兴趣，多看多想也成了我的日常习惯。我的心里始终有团火，这团火就是对绘画和艺术的热爱。很多人问我都这么大岁数了，还能作画吗？我哈哈一笑，作画于我来说就好像吃饭、睡觉、走路一样，是我生活的一部分，没什么难的。

　　广州日报：你对现在的美术教学有没有什么建议？

　　周令钊：我认为美术学习的目的是为人民服务，为社会服务。所以美术教学也应该走进社会，多接触社会，多接触人民，这样，自己学习的目的才会更明确，学成以后无论在哪个方面工作都能有所作为。我年轻的时候就喜欢跟爱人一起四处游历写生，带着一个画板，一包颜料，把沿途见到的美景都画下来。

　　“长寿秘诀是不计较”

　　广州日报：你现在快100岁了，还会坚持画画吗？

　　周令钊：画画是我一辈子的兴趣和习惯，是我的生活方式，只要我还动得了，拿得动笔，我都愿意继续画。我画画不为钱，也不为赶任务，完全是兴之所至。虽然年纪这么大了，但我觉得自己还没有到完全画不动的地步。

　　广州日报：很多人都称呼你为“人民艺术家”，你喜欢这个称号吗？

　　周令钊：有人称我为艺术家，还有人说我是画家，我觉得我只是一个美术教育工作者，也没觉得自己是美术家，这些称号我有点不敢当。只不过是时代机缘给了我一个为国家设计、为民族创作的机会，对此感到很开心。如果我的一些绘画作品、设计作品，能让老百姓比较喜欢，我会觉得很自豪。

　　广州日报：你的长寿秘诀是什么？

　　周令钊：我这个人不计较，一般的事情我不会放在心上，比较乐观和豁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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