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卢常乐 上海报道

    近期，浙江省国资委出台了《关于推进省属企业上市和并购重组“凤凰计划”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要求进一步加快省属企业改革上市的步伐。

    该《意见》出台正是为了贯彻2017年9月底浙江省政府发布的“凤凰行动”计划。《意见》中，浙江省国资委提出了省属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实现数量倍增、实力倍增的“双倍增”目标，省属企业资产证券化率达到75%左右的目标。

    近年来，浙江国企上市公司表现亮眼，创造出诸如“浙江速度”和“浙江方案”的经典案例。今年全国两会上，***国资委主任肖亚庆还为浙江经验点赞。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梳理发现，相较于浙江省属企业改革“十三五”规划和“凤凰行动”中的内容，此次浙江省国资委出台的《意见》中进一步明确了省属企业资产证券化的目标和路径，并结合机构职能，出台了与之相关的激励保障措施。

    受访专家皆表示，资产证券化是国企深化改革的一个重要突破口，发展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通过上市不仅能够解决融资问题，还具有实现国有企业股权多样化、规范化与信息透明化等一系列优势。与此同时，将国企深化改革与社会发展需求结合起来，更是浙江国企改革应该肩负的重要任务之一。

    资产证券化目标更加细化

    力争到2020年，浙江省属国有控股上市公司数量倍增、实力倍增，省属企业资产证券化率达到75%左右。这是最早在2014年9月，浙江省委省政府印发《关于进一步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意见》中，明确以国有资产证券化作为抓手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时，所确立的发展目标。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梳理发现，浙江在推进省属企业资产证券化的道路正处在不断细化指标并加速的状态。

    2016年，浙江省属企业改革发展“十三五”规划公布，彼时就要求浙江在“十三五”期间，力争省属控股上市公司达到15家以上，省属国有资产证券化率达到75%左右。

    相较于这一目标，此次《意见》将目标进行了细化，并且在省属控股上市企业数量上提出了更高要求。

    《意见》明确，争取到2020年，省属国有控股上市公司达到25家左右，每家省属企业至少控股1家上市公司，并且要进一步培育5至7家市值超500亿元、2至3家市值超1000亿元的上市公司。在资产证券化率达到75%左右的目标不变的情况下，省属控股上市公司的数量增加了10家。

    对此，浙江省发展研究院研究员潘毅刚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称，目标数量的增加，是因为现在的13家省属控股上市公司里还有很多活力十足的子公司，以及部分地方上的国有企业，都可以单独实现上市。

    “资产证券化也是浙江下一步推动企业国际化，提高竞争力的一种重要方式，进程也会比‘十三五’期间大大加快。”潘毅刚如是总结。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对比发现，资产证券化作为国企深化改革的重要抓手，一直以来在浙江表现出快速发展的态势。目前，浙江省属企业下属控股上市公司已经达到13家，省属企业资产证券化率为53.3%，比2012年末提高31.2个百分点。

    此前浙江省属企业资产证券化用了近6年时间实现了近22%的增长，下一步到2020年则计划用近2年的时间来同样完成近22%的增长。

    国资委研究中心副主任彭建国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央提出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国企改革的一个重要突破口。不仅是浙江，目前上海、深圳、广东与重庆等地区都在大力推进资产证券化，通过整合资源，将优势资源实现上市是很多地方正在加快实现的主要方向。

    统筹规模与效益

    为了实现浙江省国资委提出的目标，此次公开的《意见》中也明确了多条省属企业资产证券化的实现路径和相关激励保障措施。

    在实现路径方面，《意见》提出要积极建立上市后备资源库，全面实施企业股改工程，以境内上市为主、境外上市和新三板挂牌为辅，直接上市和间接上市并重等多项举措。

    在明确推动上市与并购重组的激励保障措施方面，《意见》在浙江省国资委的职能范围内，分别从加大激励力度、放宽投资管理、夯实资产质量、优化中介选聘、强化考核引导与加强组织领导共6方面，给出了扶持鼓励省属企业上市与并购重组的政策措施。

    彭建国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从《意见》内容来看，此次浙江国资委提出的省属企业资产证券化路径并无特殊之处，其实质是浙江省国资委从自身的角度去重点落实“凤凰行动”计划的要求。

    在部分受访专家看来，浙江在加速推进省属企业资产证券化的同时，如何兼顾好目标中提出的规模与效益之间的统筹平衡更加值得关注。

    潘毅刚认为，浙江省属企业资产证券化之路上，还需要解决好三个主要方面的问题：一是部分国企要实现上市，如何剥离企业自身存在的一部分未被盘活的资源；二是处理好规模大与实力强之间的关系，很多企业规模虽然大，但是面对全国市场，还没有达到一定的市场竞争力；三是如何通过上市带动企业的运营能力、管理能力的整体竞争实力的提升。

    “‘双倍增’之路中规模与数量的倍增并不难，难的正是企业的实力倍增。”潘毅刚表示。

    当然，除了规模与质量效益的统筹平衡之外，国有企业还承担着一定的社会发展与社会责任等效益。

    “《意见》本身也是一种倒逼机制。”潘毅刚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浙江省属企业资产证券化之路中，做大国企的背后如何兼顾好社会责任，也应该是浙江国企改革的一个重要方向。如何将国有资产与社会发展的需求结合起来，这也是浙江国企改革对全国有借鉴意义的主要努力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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