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姚建莉 见习记者 卢常乐 实 习 生 皇甫博媛 上海报道

    从11月6日起，上海携程亲子园被曝出多位幼童受教师虐待的事情不断发酵。

    11月9日，长宁警方官微消息，携程亲子园存在工作人员疑似伤害在园幼儿身体的行为，现其中三人因涉嫌虐待被监护、看护人罪已被依法刑事拘留，案件仍在进一步调查中。

    同日，携程集团副总裁施琦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指出，亲子园也已停业整顿。并表示，入园需缴纳的托管费和伙食费均由委托的“为了孩子学苑”收取，携程并不经手，但携程在监管方面确实有失职的地方，应承担责任。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到访长宁区妇联无果。

    而就在两个多月前，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曾走访携程亲子园等几家上海市首批职工亲子工作室试点单位，发现此类的企业办幼托机构“供不应求”，但企业本身除了要为此承担更多的场地租金、师资费用外，面对的安全及监管压力也比较突出。

    今年3月，上海市总工会公布首批12家职工亲子工作室名单。截至目前，上海市职工亲子工作室总数已达68家，其中55家开出暑托班，解决了2000多名职工子女托管问题。

    如今，携程事件爆发后，其委托的第三方管理机构的办学资质问题，具体的合作模式，该机构的全资控股方上海市妇联所扮演的角色等问题都引发了更多争议。

    正如受访的专家所说，中国目前幼托机构处于工商、教育、卫计委“三不管”的灰色地带，而且幼托机构无职称编制、待遇一般、责任重大，因此师资队伍很不稳定，导致相关问题频发。而鉴于现实问题，短期内这样的困局可能还难以改变。

    第三方机构如何遴选

    11月9日，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了解到的最新的事件进展是，负责监管此事的携程人事总监和另一名员工已经引咎辞职和辞退，而涉事的三名老师和保育员已经被警方刑事拘留。

    施琦指出，此次事件，一开始是11月3日有员工发现孩子身上有伤痕，等到周一（11月6日）上班后前往亲子园查看监控视频，发现问题后，员工将视频传播上网，导致舆论爆发，“从始至终我们并没有刻意压制此事。”

    他指出，家长还在不断查看亲子园的视频，一旦发现问题，携程方面也会继续跟进。

    根据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在各大微信群看到的视频，并事后向携程方面求证，携程亲子园的幼童在园中遭受被“喂芥末”、“喷消毒水”、“服安眠药”，甚至“打昏在地”，皆为事实。随后更是看到有家长发出孩子出现创伤事件应激障碍的诊断书。

    11月7日，携程召开道歉会，涉事老师、保育员在现场下跪道歉，但孩子家长难以接受，出现踢打对方、给其喂芥末等状况，场面失控。多位接受采访的非携程员工也均对老师的行为深恶痛绝。

    11月8日下午，携程创始人、携程集团执行董事长梁建章在朋友圈发文回应此事，称就像没有照顾好自己的孩子一样自责和痛心。

    同时，长宁区教育局也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该幼托所未在教育部门备案，不属于正规的教育机构”，因此工作由妇联来“指导”。

    当日深夜，上海市妇联在官方社交媒体账号发文，表示“强烈谴责，并密切关注此事后续进展”。文中指出，携程亲子园是携程开办的企业内部托育点，委托《现代家庭》杂志社读者服务部（为了孩子学苑）日常运营管理，自2016年春节后正式运营。《现代家庭》杂志社读者服务部属独立法人单位，目前已就此事件发表公开致歉信。

    上海市工商局信息显示，上海市妇联100%控股“为了孩子学苑”早教机构。11月9日，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试图电话联系该机构，但其官网上公布的电话一直无人接听，长宁区妇联也是同样情况。

    早在今年8月，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曾到访位于上海携程总部凌空SOHO的一幢写字楼一层的亲子园。该亲子园占地800平方米，总投资400万元，为员工1.5-3岁的小孩提供托育服务。整个园区的场地宽敞明亮，包括地暖、新风系统、儿童洗手间、厨房、储物间等设施齐全，孩子们每天的菜单都会公布在门口的墙壁上，硬件条件非常好。

    当时的携程人事总监邵海晟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公司自掏腰包承担了一开始数百万的装修费用、每月十几万的租金以及水电等费用。

    该园于2016年2月试运营，是上海首批12家职工亲子工作室之一，也是其中唯一一家提供全日托服务的企业。事发前园内约有5个班110名儿童，每班配备保育员和教师在内的3名老师。

    每天早晨8：30开始，来此上班的携程员工陆续将孩子送到这里，最迟可以到下午6：30下班后接上孩子一起回家，亲子园每日供应孩子的午餐、晚餐和两顿水果点心，每月收托管费1600元，每天伙食费28元。

    施琦指出，这些费用全部由“为了孩子学苑”收取，携程方面并不经手，另外通过视频监控等对上课情况进行监控，“但我们的监管者没有及时发现问题，这是我们的责任”。

    据悉，2016年，亲子园在筹备的时候就开始联系相关机构。之所以选择这家，先是长宁区妇联推荐，又考虑到这是上海市妇联全资控股的机构，并且园长是过去公办幼儿园的园长退休下来，拥有三十多年的幼师工作经验，更信任其规范些。

    因此，当时还是人事部门负责人的施琦就拍板定了这家机构，从招标到最后确定下来大概个把月的时间。

    在今年8月的采访中，携程的员工还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能够带孩子上下班，解决了他们的燃眉之急，身为携程员工他们觉得很幸福。然而，谁也没有想到会发生现在的事情。

    企业办幼托资质何在？

    全面二孩时代到来，幼托机构的供需矛盾越发突出。

    上海市总工会2016年进行的一项调研显示，上海市社会幼托服务严重不足：2015年，上海独立设置托儿所只有35所，比2011年减少了21所，托儿数只有5222人，比2010年减少了3000多人。在0-3岁四个年龄组80万左右婴幼儿总数中，能上托儿所的只占0.65%。

    而在类似携程这样的互联网公司，年轻员工较多，托管需求非常旺盛。

    携程创始人、携程集团执行董事长梁建章曾发文《中国为什么缺少托儿所》，指出在公办托儿机构缺位的情况下，即使像携程这样的企业有意愿也有能力承担部分幼托职能，企业兴办的托儿所也很难通过苛刻的经营资质审核。

    上海一幼托机构相关人士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0到3岁的早教需要特殊的办学许可，上海市教委都是不建议设置全托班，之前设置的都已经取缔了，现有的都是试点，都是托管给正规的幼儿园。

    其实携程办这个亲子园的早期本就遇到很多波折。2016年2月18日，在上海长宁区妇联牵头下，携程旅行网及“为了孩子学苑”共同打造的亲子园正式开业。但开业仅仅一周后，携程亲子园被长宁区教育部门叫停，理由是目前企业没有取得行政许可。

    尽管携程亲子园的硬件标准都已达标，其它方面也尽力满足办园标准，且获得了妇联和工会的支持，但还是处于“三不管”的状态。这所谓的资质，目前并没有明确的法律条文规定是什么样的资质，由哪个单位出具。

    正如上海市总工会今年提交给上海市政协的一份名为《关于全面二孩政策背景下，亟待解决0-3岁幼儿托育问题的建议》提案中所说，0-3岁早教是个灰色地带，没有部门许可办幼托机构。工商、教委、卫计委都不管。没有部门发证，没有部门监管。

    而且，0-3岁幼托机构无职称编制，教师缺乏晋升通道，薪资中等，责任重大，因此跳槽的比较多，师资队伍不稳定；幼儿安全问题频发，保险公司赔付很高。

    所幸，在上海市总工会的斡旋下，并保证亲子园只面向3岁以下幼儿，且不对外招生的情况下，携程亲子园没过两个星期又重新开业。

    “但亲子园一直也没有明确的资质、执照，所以我们一直在推动，妇联、工会也在提案，终于在今年5月被列入了2017年上海市的政府实事工程项目，这才有得到了官方认证的身份。”施琦说。

    通过网上搜索，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还找到了一家位于杨浦区的“为了孩子学苑”幼托点。该幼托点设在上海市杨浦区中原路，是否是同一家目前尚不明确。

    目前就整个上海而言，加上首批试点的12家，上海工会“职工亲子工作室”的数量已扩展到68家。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观察目前上海职工幼托机构发现，以年轻人集中的互联网公司、科技公司居多，此外则是光明集团、东航等国企和医院等事业单位。除携程外，其它11家企业采取的基本是寒托、暑托或者晚托等形式，或免费或低收费。

    从 2016年元旦正式实施“全面二孩”以来，我国新生儿数量增长加快。但另一方面，都市白领尤其是一线城市生育意愿低，没有精力照看或无人照看成为大多数家庭的顾虑所在。

    再加上学前教育资源总量不足，供需矛盾突出，一些大型企业开始探索自己解决员工子女托育问题。这在各界看来，本是一件出发点非常好的事情。

    但现实却有很多难题摆在面前。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李玫瑾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正常的幼托照看是有标准的，特别小的孩子必须是由有资质的、学过儿童心理学的老师来照看，“如果要深究，应该查清楚涉事人员的具体资质情况”。

    正如复旦大学人口与政策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彭希哲所说，0-3岁是幼托服务，幼托服务现在实际上从中央到地方都在做这个事情，上海市也都在做这方面的调研。但现在对于到底是纳入教育系统来管理还是纳入其它的卫生系统来管理还并不明确。

    当然，正如施琦所说，携程自身也负有不可推卸的监管责任，“目前亲子园已经闭园整顿。在这段时间如果有无人照顾的孩子，公司会给员工家属两个星期的带薪休假。不管最终能不能办下去，第三方机构我们也会继续寻找，找到更合适、更好的。”

    另外，他表示，也会加强群众监督的力量，充分发挥家委会的监督作用和主观能动性，今后也会把监控视频发到每位家长的手机里等。

    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党委书记阎凤桥表示，近两年学前教育越来越重要，供需之间的矛盾越来越突出，“政府可以通过一定的资质的审核，让社会的一些托儿机构能够孕育出来”。

    受访人士均表示，此次事件发生后，相关涉事人员应严肃处理，但就长期来看，目前的问题很难在短期内解决，幼托服务的提供可能需要家庭、社会和政府三方共同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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