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有215项主动考古发现项目，5***项非主动性考古发掘项目，也就是配合国家基本建设的抢救性发掘。考古学家从这近800项中推荐出38项候选项目，最终挑出的6项，当然称得上是优中选优。包括特别列出的6项入围项目，也是难以割舍的重要发现。

　　很多人都想知道为什么是这6项。其实从2002年开始设立这个考古论坛，持续这么多年，评选标准很恒定。

　　首先是学术上的重要性。社科院考古所所长陈星灿认为，推荐的38个项目都很重要，为解决不同的学术问题提供了线索、思路和资料。每年的六大项目基本上都致力于建立各地的文化谱系、填补时空上的空白和解决重大的历史问题。什么是重大的历史问题？当然包括现代人的起源与迁徙、农业的起源传播、中国早期文明的形成、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等等，这是历年首要的考虑，今年也不例外。

　　此言不虚。以此次六大为例。新疆吉木乃通天洞遗址是新疆境内发现的第一个旧石器时代洞穴遗址，阿尔泰山南麓的地理位置也十分特殊，是欧亚草原的一条重要传播通道，人群的迁徙、交流与融合十分频繁。莫斯特文化类型细石叶风格明确标准、规模化程度很高，也符合技术传播的路线，5000年前的小麦遗存也为寻找这一区域早期农业传播的特点提供了线索。焦家遗址则为中国早期文明5000年至4000年这一千年的文化互动、社会整合、礼仪系统的确立提供了扎实而新鲜的资料。南山遗址为我们探讨南岛语系人群的迁徙与文化传播提供了新的支点。

　　其次，发掘的科学性也是重要因素。发掘的科学性包括了考古理念的科学性和考古手段的科学性。一定程度上是理念的科学性决定了田野考古的科学性。其实中国考古走到今天，候选的38项考古发现都很好地体现了多学科合作程度之高，精耕细作的实验室考古正在成为趋势。此次苏家垄的出土文物直接就进了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的实验室，每个青铜鼎簋里穿越了千年岁月的残留物质都会被细细打量，在残留物没有掏出来之前，内壁有铭文的都用X光进行了扫描。

　　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宋新潮感慨，这些发现都体现出现在中国考古一些令人欣喜的特点，比如更加明确的问题导向，更加广阔的文明视野，更注重不同文化区域间的交流路线，对遗址精神、组织、制度层面的遗存的关注……“越来越多的考古自然而然地就呈现出中华文明的特质，也就是我们国家文明的兼容性以及对其他民族的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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