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瑊

　　20世纪初年适逢中国社会转型时期，上海城市集聚展示的现代性、国际性，使其成为文明新知的荟萃之所，变革潮流的策源之地，也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提供了最适宜的社会环境。诸多因素和历史合力的综合作用，促使了对中国社会历史产生深远影响的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的诞生，而“渔阳里”成为展演这“开天辟地”精彩序幕的历史舞台。

　　“渔阳里”是上海法租界的一条石库门弄堂，其间有两幢小楼，因建成年代不同，分别称为环龙路老渔阳里2号（今南昌路100弄2号），及霞飞路新渔阳里6号（今淮海中路567弄6号），这两处看似寻常的石库门建筑，却与中共的诞生及初期活动紧紧地维系在一起，“渔阳里”因此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发源地。

图为老渔阳里2号

　　1920年2月，为躲避北洋政府的追捕，陈独秀经李大钊秘密护送至天津，乘船悄然来到上海，随后入住法租界环龙路渔阳里2号（老渔阳里2号），开始了筹建一个新型先进政党的政治实践。近代以来，中国知识阶层由于历史传统和自身特质，以强烈的使命感与责任感，成为中国社会发展与变革的推动者。当时的陈独秀既是“思想界的明星”，又是“***运动的总司令”，他以在思想、文化、政治等多领域的巨大影响力，吸引了一批朝气蓬勃、富有理想的年青人，其中包括从日本归来的李达、陈望道、李汉俊等人，毛泽东亦于此际途经上海，曾到老渔阳里2号拜访陈独秀。聚集在陈独秀周围的精英群体是“那批有志于搞政治而倾向于马列主义的新朋友”，他们构成了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的主要成员，其共同特点是，文化程度较高，年纪较轻，对新兴事物有着敏锐的观察力，富有革命朝气。

　　中国第一个共产党早期组织的诞生地

　　1920年4月3日，俄共远东局代表维经斯基来华，经由北京来沪，在老渔阳里2号会见陈独秀，及李达、陈望道、俞秀松、李汉俊等人，商讨建立共产党的问题。1920年5月，陈独秀与沈雁冰、李汉俊、陈望道、邵力子等人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6月，陈独秀、李汉俊、俞秀松、施存统、陈公培在老渔阳里2号开会，决定成立共产党，当时名为“社会共产党”，选举陈独秀为书记，并起草了具有党纲、党章性质的若干条文。8月，陈独秀与李大钊商议决定，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定名为“中国共产党”，这是中国的第一个共产党组织，最初成员有陈独秀、杨明斋、李达、李汉俊、陈望道、俞秀松、沈玄庐等。

　　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后，即致函各地，建议“组织支部”；同时又派施存统去日本东京，陈公培去欧洲，联络有关人员；11月拟订了《中国共产党宣言》。因此，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在筹建全国政党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组织和发起作用。

　　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阵地

　　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们深谙大众传媒在现代社会中的力量和作用，正如陈独秀曾说：要改变思想，须办杂志。李汉俊也说：要搞社会革命，便不得不依靠宣传。1920年陈独秀寓居上海，影响巨大深远的《新青年》的编辑部即设在老渔阳里2号陈家。1920年9月，又成立新青年社，这是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建立的中共第一个出版机构，专事出版发行《新青年》，因此，《新青年》杂志从第八卷第一号开始，与群益书店脱离，正式成为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机关刊物，先后刊登了列宁的《论民族自决权》、《过渡时期的经济》及苏俄《劳动法典》等；还特设“俄罗斯研究”专栏，开展社会主义讨论。该刊在全国各地拥有大量读者，成为宣传马列主义理论和思想的重要阵地。

　　在“上海新学书报风行”的社会环境中，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通过创办刊物，设立出版机构等多种途径，翻译和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加大宣传革命理论的广度和力度。1920年8月15日，《劳动界》周刊创刊，这是最早向工人阶级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通俗刊物，李汉俊担任主编；1920年11月7日，创办《共产党》月刊，是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内部机关理论刊物，李达担任主编；1920年，成立又新印刷所，出版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第一个中文全译本；1921年6月，以望志路（今兴业路）108号即树德里李书城寓所为通讯处，组建新时代丛书社，出版《新时代丛书》，扩大马克思主义著作的出版渠道。这些刊物的编辑部和出版机构，除新时代丛书社址位于望志路，又新印刷所位于辣斐德路成裕里（复兴中路221弄）12号外，其余都设在渔阳里区域内，形成了一个以老渔阳里2号《新青年》编辑部为核心，包括新渔阳里6号、白尔路三益里5号、17号和望志路108号在内的具有全国影响的马克思主义宣传与出版中心。上海先进的出版发行机制、发达的通讯网络，为《新青年》等报刊作为政治实践的“粮食供给”，起到了巨大的推助作用。“通过上海的印刷出版网络，源自西方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更加深入地在各地传播开来，由此培育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

图左：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第一个中文全译本，此为1920年9月的版本。图右：《共产党》月刊。

　　培养青年人才的基地

　　20世纪初年，以学生为核心的“青年”作为一种社会角色，被赋予了担负“救国使命”的特殊义务。陈独秀在新文化运动的宣言书《敬告青年》中明确宣示：“青年之于社会，犹新鲜活泼细胞之在人身。”“渔阳里”也是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培养青年人才的基地。新渔阳里6号，原为戴季陶寓所，后来为中俄通讯社社址（后名俄华通讯社），1920年4月维经斯基来华时创办，负责人杨明斋，对外挂"外国语学校"的牌子，因此，外国语学社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建立的第一个培养青年干部的学校，由杨明斋任校长，俞秀松任秘书。外国语学社的办学目的，一为掩护团的工作，二为培养党团干部。学社表面上公开招生，实际上都由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推荐，1921年春起分批派赴苏俄留学。

　　1920年8月22日，在霞飞路渔阳里6号成立了全国第一个团组织——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俞秀松担任书记。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不论年龄大小，都加入青年团，开展工人运动。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建立后，向各地分发团章和信件，要求建立团的组织，并经常与北京、广州、武汉等地互通情况，交流经验。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实际上起到了发动和组织成立中国共青团的作用。

图左：杨明斋（1882-1932）  图中：俞秀松（1899-1939）　图右：外国语学社旧址

　　开展工人运动的重地

　　阶级的规定性是政党的政治象征，也是政党动员民众、整合社会的“天然力量”。上海是近代中国民族工业的发祥地。此时寓居沪上的陈独秀开始“转向工农劳苦大众方面”。1920年4月，陈独秀在出席由上海码头工人发起的船务栈房工界联合会成立大会上，发表了《劳动者底觉悟》的演讲，称颂“社会上各项人只有做工的是台柱子”，“做工的人最有用最贵重”。陈独秀、俞秀松、李汉俊等人通过调查、演讲、成立工会组织、创办工人刊物、开办工人学校等多种方式，“面向无产阶级，使之觉悟，使之振作，使之组织起来”。1920年8月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创办的《劳动界》在“发刊词”中阐明该刊的宗旨：是“教我们中国工人晓得他们应该晓得他们的事情”。《劳动界》以朴素的语言、生动的事例，深入浅出地向工人说明劳动创造世界、创造价值、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被工人称誉为自己的“喉舌”和“明星”。《劳动界》的出版发行深受工人的欢迎，还影响到其他城市，各地效仿上海，也相继创办了工人刊物，如北京的《劳动音》等。《新青年》第7卷第6号亦为《劳动节纪念号》专刊，不仅有孙中山、蔡元培的题字，还刊载了李大钊的《五一运动史》、陈独秀的《上海厚生纱厂湖南女工问题》等文章，并全文刊登苏俄第一次对华宣言，成为宣传工人、启发工人的好教材。

　　1920年11月，上海机器工会在白克路207号（今凤阳路186号）上海公立学校召开成立大会。孙中山、陈独秀等到会发表演说，这是全国第一个由共产党早期组织领导的工会团体，从此上海工人阶级才真正有了自己的组织。中国工人在先进知识分子的宣传启发下，工人阶级的觉悟觉醒，成为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坚实的阶级基础。

1920年10月10日，《劳动界》第9册刊登上海机器工会召开发起会的报道。

　　一大筹备之处　　

　　1921年6月，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以老渔阳2号为联络处，由李达、李汉俊出面进行具体的筹备，确定会议地点和日程，致函各地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委派代表到上海参加会议，起草并刻印有关文件。　　

　　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召开。会议期间，老渔阳里2号和博文女校都是与会代表们讨论问题、修改文件、处理会务的场所，如沈雁冰翻译了《俄国共产党党章》供大会代表参考；李达、李汉俊、张国焘等于会议之外，多在老渔阳里2号与有关人员研究会务。　　

　　7月30日，中共一大会议因租界密探闯入而中断。当夜，李达、毛泽东、周佛海等部分代表在老渔阳里2号商议继续会议的办法。李达即派王会悟去嘉兴南湖安排，使会议得以完满完成。

　　第一、二届中央局所在地

　　“渔阳里”是建党初期中央局所在地。中共“一大”选举成立了由陈独秀、张国焘、李达组成的中央局，陈独秀为书记。特别是1921年9月后，陈独秀由广东回到上海，专任***工作，仍居住在老渔阳里2号。当时，陈独秀、李达、张国焘三人常在此商量工作。“当时决定宣传工作，仍以《新青年》为公开宣传刊物，由陈自己主持”。李达编辑《共产党》月刊，作为秘密宣传刊物；张国焘主持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工作。中央局会议、会晤各地来沪的同志，亦在老渔阳里2号举行；《中央局议决通告》、《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等重要文件，都由此发出；1922年7月下旬—10月上旬，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后，以陈独秀为核心的中共中央仍驻陈独秀寓所，老渔阳里2号成为中执委议事处。正如至今仍悬挂在南昌路100弄2号（即老渔阳里2号，现为上海市文物保护单位，门口悬挂“《新青年》编辑部旧址”牌匾，至今仍为民居。)陈独秀故居内的一块铭牌所写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大会决定成立中央工作部，领导当时党的日常工作，1921-1923年，中国共产***工作部在这里办公。”因此，老渔阳里2号实为中共创建初期的决策中心和***首脑机关所在地。

　　因陈独秀1921年10月4日、1922年8月9日两次在老渔阳里2号家里被捕，此事引起了中央的注意，于是党的工作机构进一步隐蔽化。1922年10月中旬***迁往北京，至此老渔阳里2号作为中共中央办事地点的历史任务结束。

　　“渔阳豪侠地，击鼓吹笙竽”的古诗句，使人油然而生慷慨悲歌的豪迈之意，而1920年代的上海渔阳里，亦是风起云涌、群英会集之地。辛亥革命后的中国，传统社会秩序处于分崩离析之中，文化的认同与整合、社会的失范与无序、精神的困惑与迷茫，多种危机同时迸发，使近代中国处于变局纷乱之中。极富使命感的革命志士亟须在组织化的基础上寻找一个动员民众的新形式，特定的社会政治环境促使了现代新型政党的出现。汇聚渔阳里的精英们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他们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灾难深重的民族开太平，为水深火热的众生谋福祉。在这片街区内，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完成了精英集聚、理论宣传、阶级动员、人才培养、组织创建、筹建成立大会等项工作，“渔阳里”因此成为中国共产党孕育初心之地、红色征程原点。

　　“渔阳里”与中共党史上的“第一”

　　1920年8月，成立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是中国第一个共产党早期组织；

　　1920年8月，成立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是中国第一个共青团组织；

　　1920年，建立中俄通信社（后名华俄通信社），是第一个同建党有关的无产阶级通讯社；

　　1920年8月15日，创办《劳动界》周刊，是最早向工人阶级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通俗刊物；

　　1920年，成立又新印刷所，出版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第一个中文全译本；

　　1920年9月，成立外国语学社，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培养青年干部的学校；

　　1920年9月，成立新青年社，专事出版发行《新青年》，是上海早期共产党组织建立的中共第一个出版机构，自此《新青年》正式成为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机关刊物；

　　1920年10月，在新渔阳里6号召开上海机器工会发起会，11月7日，上海机器工会成立，这是全国第一个由共产党早期组织领导的工会组织；

　　1920年11月，创办《共产党》月刊，是上海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内部机关理论刊物，也是在中国擎起的第一面共产党大旗。

　　（作者单位：上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文章内容略有删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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