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联大历史资料图片

A07版

　　随着影片《无问西东》的热播，西南联大缔造的奇迹再次进入人们的视野。

　　著名历史学家、翻译家何兆武先生1939年考入西南联大，在西南联大求学七年。 为什么西南联大培养了那么多人才呢？ 何先生引邹承鲁院士的话回答：“就两个字：自由”。 今天给大家分享何兆武先生口述的《上学记》，从中，我们可以跟随西南联大学生何兆武，近距离感受西南联大的风采……

上学记（节选）

何兆武 口述 文靖 执笔

   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最值得怀念的就是西南联大做学生的那七年了，那是我一生中最惬意的一段好时光。

自由散漫的作风

   西南联大三个学校以前都是北方的，北京、天津不属于国民党直接控制的地区，本来就有自由散漫的传统，到了云南又有地方势力的保护，保持了原有的作风。没有任何组织纪律，没有点名，没有排队唱歌，也不用呼口号。早上睡觉没人催你起来，晚上什么时候躺下也没人管，几天不上课没人管，甚至人不见了也没有人过问，个人行为绝对自由。自由有一个好处，可以做你喜欢做的事，比如喜欢看的书才看，喜欢听的课才听，不喜欢的就不看、不听。这个非常好，非常符合我的胃口。

   有个叫邹承鲁的院士，以前是西南联大的学生。他对生物化学非常有贡献，60年代轰动一时的胰岛素就是他们搞成功的。我看过一篇记者的访谈，记者问：“为什么当时条件非常差，西南联大也不大，却培养出了那么多的人才？”他的回答非常简单，就两个字：自由。我也觉得是这样。那几年生活最美好的就是自由，无论干什么都凭自己的兴趣，看什么、听什么、怎么想都没有人干涉。

   比如那时候，什么样立场的同学都有，不过私人之间是很随便的，没有太大的思想上或者政治上的隔膜。宿舍里各个系、各个级的同学都有，晚上没事，大家也是海阔天空地胡扯一阵。有骂蒋介石的，也有拥护蒋介石的，而且可以辩论，有时候也挺激烈。可是辩论完了关系依然很好，没有什么。记得有一次在宿舍里争了起来，那时候正在征调翻译官，有的同学是自愿的，可也有分派。比如哪一年级的哪一班全班都要去，那是强制性的，梅贻琦校长亲自开会做动员。回来后有个同学就骂：“梅贻琦官迷心窍，这回可是大捞了一把，可以升官了。”我不同意这种说法，说：“打仗需要人，征调是很自然的事情，你怎么能那么想呢？”于是我们就在宿舍里吵，不过过去就过去了，后来我们的关系依然很好。

   学生的素质当然也重要，联大学生水平的确不错，但更重要的还是学术气氛。“江山代有才人出”，人才永远都有，每个时代、每个国家不会相差太多，问题是给不给他自由发展的条件。没有求知的自由，没有思想的自由，没有个性的发展，就没有个人的创造力，而个人的独创能力实际上才是真正的第一生产力。当然，绝对自由是不可能的，自己想干什么就干什么，那会侵犯到别人。但是在这个范围之内，个人的自由越大越好。

   我在西南联大读过四个系，不过都没念好。高中统考填志愿的时候，我问一个同学：“你考什么专业？”他说：“像我们这样不成材的只好读文科，你们念得好的都应该上理工科。”因为那时候都觉得，没出息的才去念文科，这是当时的社会风气，所以我一年级念的是工科，上了土木系。说来也挺有意思，中学时候我根本没想到将来要学什么专业，只是看了丰子恺的《西洋建筑讲话》，从希腊、罗马的神殿，一直讲到中世纪的教堂建筑，觉着挺有意思，于是就想学建筑。工学院一年级不分专业，学的都是机械系的公共必修课。比如初等微积分、普通物理，这两门是最重要的，还有投影几何、制图课。第一学期我还挺认真地学，可是到了第二学期，兴趣全然不在这些，有工夫都用来读诗、看小说了。于是决定改行，把梁启超的东西拿来看看，诸如此类，开始有意识地补充一些文科知识。

   那时候转系很方便，只要学分念够了可以随便转，学分不够也可以补，至多是多读一年。我想搞文科，不知为什么就选择了历史系。

   我现在也八十多岁了，回想这一生最美好的时候，还是联大那七年，四年本科、三年研究生。

逃课、凑学分与窗外的聆听

   我们那时候可真是自由，喜欢的课可以随便去听，不喜欢的也可以不去。姚从吾先生的课我就不爱听，他教历史系的专业课，可我一直都没上。政治系主任张奚若先生，他的西洋政治思想史、西洋近代政治思想史两门课我没有选，不参加考试，也不算学分，可是我都从头到尾听下来，非常受启发。乃至于现在，我的专业也变成思想史了。

   联大实行学分制，文学院要求四年一共修132个学分才能毕业，工学院是144个学分。其中三分之二是必修课，一定要通过的。比如一年级，文科生要学一门自然科学，学理工的国文是必修。另外英文也是必修，6个学分，不及格不行，可是像第二外语或者第三外语，那就是选修了。

   我上历史系的时候，按规定，中国史必须学两个断代。至于哪两个断代，比如先秦史、秦汉史、隋唐五代史，或者南北朝史等等，随你挑。因为我那时候对中国古代史没兴趣，选的两个都是近代的，一个是姚从吾先生的宋史，一个是郑天挺先生的明史。姚从吾先生是北大历史系主任，可是我们当年都觉得姚先生口才不好，讲得不怎么样，所以不想上他的课。姚先生还教一门史学方法，也是历史系的必修课，我就听过两堂。总觉得没什么内容，简直浪费时间，还不如我自己借本书呢，一个星期就看完了。而且我知道，好多同学都不上他的课，姚先生也从来不点名。到了学期末，我们把同学的笔记借来看看，应付考试。可是后来姚先生到台湾，做了院士，而且后来的一批中年骨干历史学家都是他培养出来的，真是出乎意料。可见以言取人、以貌取人是何等的不可靠。

   郑天挺先生原来是北大的秘书长，教我们明史，也教唐史、清史。郑先生讲得非常之系统，一二三四、ABCD，从头讲起。什么政府组织、经济来源，有哪些基本材料等等，比中学的课程提高了一个档次，只不过讲得更细致。这种讲法在联大里很少见，当然也有优点，对于我们尚未入门的人可以有个系统的认识。可是非常奇怪，因为明史是历史系的专业课，如果你不是学历史的，并没有必要上。理学院的不必说了，像文、法学院其他专业，比如经济系的，你学明史干什么？除非是专门研究明代经济史，那你可以上明史课。不然的话，比如你是学国际贸易的，学明史有什么用？要按专业课的选择标准，这门课顶多十来个人上，即便历史系的学生也不见得必修。可是郑先生的课非常奇怪，经常有上百人来听，还得准备一间大教室。怎么会多出这老些人呢？因为郑先生的课最容易pass，凡是选了课的，考试至少七八十分。所以什么物理系的、化学系的都来选，叫作“凑学分”，这在当时也是一种风气。

   其他名人的课，因为好奇，我也偶尔听听，比如外文系陈福田先生的西洋小说史。记得那一年外文系的男同学都调去做美军翻译官了，所以班上七八个全是女同学。男生一共两个，还都是去旁听的，我是其中之一，另一个是杨振宁。

   再比如沈从文先生的中国小说史。那个课人数很少，大概只有六七个人听，我旁听过几堂，并没有上全。沈先生讲课字斟句酌，非常之慢，可是我觉得他真是一位文学家。不像我们说话东一句西一句的连不上，他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都非常有逻辑性，如果把他的课记录下来就是很好的一篇文章。沈先生非常推崇《金瓶梅》，我现在印象还很深刻。《金瓶梅》过去被当作淫书，不是正经的小说，一直到民国以后都被禁止。可是沈先生非常欣赏这本书，认为对人情世态写得非常之深刻，《红楼梦》在很多地方都继承了《金瓶梅》的传统。沈先生是非常用功的，可是没有任何学历，连中学都没念过，并且当过兵。后来他到大学里教书，还成了教授，所以往往受学院派的白眼。记得有个同学跟我讲，刘文典在课堂上公开说：“沈从文居然也评教授了……要讲教授嘛，陈寅恪可以值一块钱，我刘文典一毛钱，沈从文那教授只能值一分钱。”

   闻一多的《诗经》、《楚辞》，还有朱自清的课我也去听，不过朱先生讲课不行的，较为平淡。外文系卞之琳先生属于晚一辈的教师，作为诗人、作家，当时就非常有名了，可在学校里还不是正教授，讲课也不行。卞先生是江苏海门人，口音非常之重。我有一个同班同学上了一年卞先生的英文，回来就说：“卞先生的课呀，英文我听不懂，中文我也听不懂。”这一点我非常理解，因为我趴着窗户听过他的课。他那中文实在是难懂，我想他那么重的口音，英文发音也不会太好。不过，一个人说话是不是清楚和他的学识没有关系，这是两回事。我们一年级学英文都去听潘家洵的课，潘先生***时候就翻译了易卜生的作品，教我们的时候总有五十来岁了。因为潘先生的专业课是语音学，所以他的发音非常标准，而且说得又慢又清楚，几乎每一个字都能听进去，我们都喜欢跑去听他的课。

   钱锺书先生名气大，我也跑去听。他的课基本都用英文讲，偶尔加一句中文。不过他有时似乎有点喜欢玄虚，不是很清楚明白地讲出来，而是提示你，要靠你自己去体会。所以非得很聪明的人才能够跟上他，笨的就对不上话了。另外，当年清华四大导师里我赶上了陈寅恪，他教隋唐史、魏晋南北朝史。不过那时候我还是工学院一年级的学生，没有资格选这种专业课。陈先生的课正式上的人很少，大概就七八个。但是陈先生名气大，大家都知道他是泰斗，所以经常有人趴到窗户那儿听，我也夹在其中。上课了，陈先生夹一个包袱进来，往桌上一放，然后打开书。可是他基本不看，因为他对那些材料都非常熟悉，历历如数家珍，张口就是引什么什么古书中的哪一段，原话是什么什么。如果按照解放后的标准来说，没有任何教学大纲，完全是信口讲，他的那种教课方式是不够格的，但解放前允许这种讲法。

   西南联大时候，吃也差、穿也差、住也差。一间茅草棚，上、下通铺住四十人，颇有点类似我们70年代五七干校的宿舍。由于生活不安定，有的人休学，个别有点钱的在外边自己租间小房子住。还有的根本就在外边工作，比如在外县教书，到考试的时候才回来。宿舍里往往住不满，但也有二三十人，很挤。我同宿舍里有一位，那是后来有了名的作家，叫汪曾祺。

   当年的艰难，恐怕是今天难以想象的。不过好在不要钱，上学、吃住都不要钱。学生每个月靠“贷金”吃饭，而且不用还，这和今天大不一样了。假如那个时候要收费的话，我相信绝大部分学生都上不了学。不但我们上不了，就是再大的名人也上不了，包括杨振宁。那时候教授钱太少了，杨振宁的父亲杨武之是数学系主任，他一大家子人，饭都不够吃的，还上什么学？学校不是做生意，不能因小失大。毕竟赚钱不是目的，为国家培养人才才是最大的收获。  

   联大的学生绝大多数都是背井离乡，寒暑假也回不了家，一年四季都在学校里。而且因为穷困，吃喝玩乐的事情极少有可能，只好大部分时间都用来学习，休息时就在草地上晒晒太阳，或者聊聊天。昆明大西门外有一条凤翥街，街上几十个茶馆，大家没事就去喝碗茶。其实喝什么无所谓，无非就是茶叶兑开水，很便宜，大概相当于现在的一毛钱。有的人是真拿本书在那儿用功，但大部分人是去聊天，海阔天空说什么的都有。最清楚记得有一次，我看见物理系比我们高一班的两位才子，杨振宁和黄昆，正在那儿高谈阔论，对着吹。其实我们也没有来往，不过他们是全校有名的学生，谁都知道的。黄昆问：“爱因斯坦最近又发表了一篇文章，你看了没有？”杨振宁说看到了。黄昆又问以为如何，杨振宁把手一摆，一副很不屑的样子，说：“毫无originality（创新），是老糊涂了吧。”这是我亲耳听到的，直到现在印象都很深。

   当时我就想：“年纪轻轻，怎么能这么狂妄？居然敢骂当代物理学界的大宗师，还骂得个一钱不值？！用这么大不敬的语气，也太出格了。”不过后来我想，年轻人大概需要有这种气魄才可能超越前人。

■小贴士

《上学记》

   第三届国家图书馆文津图书奖（2008年）

   华语图书传媒大奖（2006年度历史传记）

   《上学记》是著名学者何兆武先生的个人口述史。何先生生于1921年，在北平读小学和中学，在西南联大读大学和研究生，共七年，读过四个系，之后在清华大学任教。《上学记》写的就是何先生1949年以前的求学生涯，其中西南联大的七年是主要篇幅。

   书出版后，好评如潮，也引起了一些争议。但何先生说：“为尊者讳、为贤者讳，并不是真正对人的尊重。一个人的思想本来是活泼的、与时俱进的，又何必一定要把它弄成一种思想上的木乃伊，让人去顶礼膜拜呢？”

   有评价将何兆武的《上学记》、齐邦媛的《巨流河》和王鼎钧的“回忆录四部曲”并称为“海峡两岸知识分子的必读书”。

未经允许不得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