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北京11月2日讯（记者 马常艳）2017年10月20日，由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主办的博智宏观论坛第二十一次月度例会举行。会议主题为“环保督察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所长高世楫在论坛上表示，中国制造业由于超乎寻常的产业规模，特别是多样化、完整的产业集群而有很大的韧性，即使环境监管和其他社会性监管提高了产品成本、带来一定冲击，对中国制造业产业的整体竞争力也不会有太大的影响，不可能出现中国制造业因为社会监管成本的提高而大规模向其它国家转移。

　　高世楫认为，环保督察确实是国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一个重要推手。从表面看，加强环境监管实际上会提高企业成本；但是在逻辑上讲，从宏观、从长远看，严格环境执法、加强环境监管将促使企业提高效率、改进管理、不断创新，这符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实现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和动力变革的要求。

　　“就目前效果看，环保督察收效显著。一些地方政府在这种压力之下可能会有所谓一刀切、乱作为的行为；但也可能是因为环境污染太严重，有些问题由于历史原因太复杂、尖锐，不采取一刀切的方式很难解决。我们需要尽快回到常态化的依法监管、依法问责轨道上。”高世楫说。

　　高世楫指出，从逻辑和历史来看，加强环境监管可以促进创新、有助于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通过严格社会性监管，包括生产安全、职业健康、环境保护等方面的政府监管，有助于倒逼企业提高效率、改进管理，并通过创新满足监管要求。根据美国哈佛大学著名学者迈克尔-波特（Michael Porter）上世纪90年代提出的被称为“波特假说”，严格的环境保护法规有助于促进企业创新。其逻辑推理是：污染就是资源浪费，就等于无效率，而控制污染就可以减少浪费、提高效率。

　　环境监管通过两个途径促进创新，一个是生产方式不变，设法降低终端处理成本会促进污染控制技术及设备创新；第二种创新路径是从造成污染的根源入手，通过创新改变生产流程与产品性能等。从源头促进创新对效率提高的幅度更大，完全可以弥补环境监管带来的成本增加。高世楫说：“但是要重点关注达到环境保护的结果，不要只关注一两项技术。环境保护的立法、标准可以很严，但是实施过程中还得要循序渐进，比如环境标准提升要有个预期，使企业有提早投资的准备等。”

　　高世楫表示，从更长期的制度建设看，要加快环境监管体制改革。因为环境监管是专业化的、技术化的，所以要有立法的支持，要有专业队伍、专业能力的支持，做到常态化、可预期、可问责。这个可问责就是依法的、常态化的问责，既要有来自上面的纵向问责，也要有人民群众、媒体监督下的横向问责，这应该是制度建设的方向。

　　高世楫提出一个需要求证的假设，即如果公平地严格执行环保法规、公平地实施严格环境监管，企业和产业应该仍然可以保持较强的国际竞争力。从宏观上来看，中国中低技术领域制造业一直非常有竞争力。十多年前，西方媒体和经济界曾热烈讨论过“中国价格（The China Price）”，说中国常用工业制成品比国际价格低30%。现任特朗总统助理、白宫国家贸易委员会主席、贸易和产业政策主任彼得·纳瓦罗博士那时写过一篇文章“The Economics of the ‘China Price’”，列出了中国产品低价格的八个因素。可以以此为根据分析一下这八个条件中现在还有哪些仍然存在，同时从这八个因素角度来看制造业产品的竞争力受到环境严格执法的影响有多大。

　　他分别指出，第一个要素是中国有低工资、高质量的工人，虽然现在中国工人工资上涨幅度较大，但是工作质量、生产率也在提高，这个有利要素仍然成立。第二个是知识产权保护和创新，现在中国知识产权保护状况得到极大改进，同时企业创新能力迅速提高，不管专利申请量还是产品创新形势都不错，中国经济可以依靠内源性知识创新与知识扩散，该优势要素仍然存在或者至少是中性。第三、第四说中国当时工人健康、生产安全和环境保护等方面的社会监管缺失，现在这个低成本“优势”不存在了。第五个是出口补贴，现在这个因素的影响减弱。第六是中国有完整的产业集群，这个优势目前在中国是大大加强了，中国工业体系的完整性、产业集群的多样性应该说在世界上其他国家是少有的，并且在人类工业化历史上也是少有的，中国完整的集群带来企业产品和产业的超强国际竞争力是其他国家没法替代的。第七是外资所带来的管理实践的示范效应，中国经济全球化程度提高之后该要素得到了加强。第八是人民币被人为的低估，这个优势已经不存在了。

　　高世楫强调，如果公平实施环保执法、严格环境监管，所有企业都面临同样的成本压力，即使所有企业短期内都必须提高产品价格以消化成本，但只要执法公平，中国企业同步提价，下游零售商也必须接受新的“中国价格”，这个成本可以直接传递到终端消费者，或者降低流通环节的利润率，中国的制造业仍然保持全球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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