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动，我们是警察。”

    “警察又怎样，我什么也没干！”罗刚硬着脖子，怒目圆睁。

    “我们是从重庆来的检察官。”

    听到这句话，罗刚一下子像泄了气的皮球，瘫倒在沙发上。

    8月1日，听说前往广东的追逃小组成功抓获犯罪嫌疑人罗刚，渝中区检察院职侦局副局长曹宏斌算了下罗刚潜逃的时间：“从1999年7月23日那天下午算起，已经过去了18年零8天。”

    8月8日，渝中区检察院检察官在看守所对罗刚进行了第一次讯问，罗刚也展露了潜逃的心路历程……

    重庆晚报记者 唐中明 通讯员 李立峰 陈天祚 摄影报道

    小出纳的不平气

    1999年，在重庆一家公司做出纳的罗刚听说单位要分房子。

    当时，年满28岁的他还和父母哥哥住在一起，住房条件紧张，当然希望拥有一套自己的房子改善生活。

    但他很快听说，分房子没他的份儿。领导告诉他，排在前面的老同志住房问题都没有解决，暂时还轮不到他。

    罗刚想不通，他已工作7年，也算勤勤恳恳，自认为有资格分一套房子。

    据说，那是最后一次福利分房。眼看住房问题的解决遥遥无期，罗刚越想越气。生性内向的他陷在牛角尖里，最终决定将罪恶的手伸向单位公款。

    利用工作便利，罗刚趁会计不注意，偷偷将自己手里的现金支票盖上单位印章，做好了作案准备。

    1999年7月23日，星期五。考虑到周末不上班，又有充裕逃跑时间，罗刚决定在这天动手。

    当日下午3时多，罗刚拿着手续完备的支票，到银行取出69万元公款和公司员工缴纳的30余万元购房款，踏上了逃亡列车。

    老父亲的临终念

    1999年7月26日一大早，公司领导发现账上少了一大笔现金。罗刚的父亲也来到公司，称儿子连续3天没回家了。

    意识到不对，公司领导马上到检察机关报案。参与该案办理的侦查员曹宏斌还记得当时的情形：当年没有监控，火车票没有实名制，一代身份证信息量较少。

    从此，罗刚就像从人间蒸发一样，再也没有消息。

    考虑到罗刚家人都在重庆，每年大年三十，渝中区检察院的检察官都会到罗刚父母家附近，试试看能否抓到他。然而，多年来，除了检察干警不断更替之外，没有任何收获。

    2002年，罗刚父亲去世，老人生前一直挂念着这个3年没见面的儿子。侦查人员推测，罗刚可能会在这时回家。遗憾的是，直到葬礼结束，罗刚都没出现。

    年复一年，这个看似简单的案件成了鲠在渝中区检察院办案检察官心头的一个积案。

    异乡来的可疑电

    如同泥牛入海的罗刚到底去了哪里，案件的突破口又是什么。

    今年年初，办案检察官提出这样一个思路——既然从全国联网的居民身份信息系统里查不到罗刚的身份信息，说明罗刚早已漂白身份。而在如今这个信息社会，罗刚不可能不通过手机和家人联系，也许能从他的家属身上打开局面。

    经过对罗刚家属的通话记录反复比对分析，一个从东莞打来的电话引起渝中区检察院的注意。

    在重庆市检察院的指导支持下，渝中区检察院很快查出可疑号码的机主姓名——曾某雄。进一步侦查显示，曾某雄本人从未到过东莞，他的身份信息被人冒用的可能性进一步增大。

    上月，渝中区检察院检察长夏阳派出专案组前往东莞，继续深入侦办此案。

    上月21日，由渝中区检察院法警大队大队长赵庆、侦查员易南庭组成的抓捕小组，和市检察院指挥中心追逃办干警一起，前往东莞对犯罪嫌疑人进行抓捕。在广东公安机关的帮助下，抓捕小组很快锁定曾某雄所在小区。

    曾某雄到底是不是罗刚，抓捕小组侦查人员还不敢确定。加上曾某雄深居简出，侦查人员几乎没有比对的机会。

    为敲开他的房门，在当地燃气公司的配合下，易南庭来到曾某雄所在小区，以燃气管道检修为名敲门。

    在曾某雄开门的一瞬间，易南庭就根据那张看了无数遍的照片确定——他就是罗刚。

    “曾某雄”的逃亡路

    罗刚交代，当年带着100万余元现金，辗转各地后于2002年来到广东东莞，选择落脚东莞市某镇。这里，外地来东莞打工人员众多，人员情况复杂，便于隐藏。

    他在当地找人办了个假证，化名曾某雄，用赃款在当地买了套房子，和一个江西来的打工妹结婚生子。

    这笔在1999年的罗刚看来一辈子都花不完的100多万元赃款，很快山穷水尽了。

    为了维持生计，罗刚开始四处打零工。没有合法身份证，罗刚只能去那些管理得不太严格的服装厂，靠着给服装缝制标签，挣一个月2000元的辛苦钱。

    这点钱罗刚挣得也不踏实，一旦厂里销售不好就开始裁员，罗刚因为年纪偏大，往往首当其冲。今年年初，罗刚失业了。

    2015年，结婚10年的罗刚离婚了，孩子跟着妈妈回了江西，本来就内向的罗刚彻底成了宅男。

    为减少开支，除了采购维持基本生活的食品外，他极少出门，将自己的生活成本挤压到最低，每个月所有开销加起来200余元，水费甚至不足5元。

    渝中区检察院侦查人员找到罗刚时，他正如往常一样，每天躲在家里，蹭着邻居家的网络。闷热潮湿夏季，家里没有空调，就吹着一台小风扇，完全沉浸在自己的手机游戏里。

    “我其实早就想回去了。”落网后，罗刚反而有些释然。

    “在外这十几年，我每天都睡得不安稳。父亲过世时，都没能回重庆见他最后一面，全怪自己当初意气行事。”罗刚不无懊恼。

    8月4日，追逃小组顺利将罗刚押解至渝中区看守所。至此，这个最高人民检察院挂牌督办的案件，终于在案发18年后，尘埃落定。

    对话

    “最近一次都走到成都了，还是不敢回重庆”

    8月8日，渝中区检察院检察官在看守所对罗刚进行了第一次讯问。多年的东躲西藏后，讯问人员很明显地感受到罗刚的木讷和自闭。一个问题抛出后，他往往要思考良久，才能正常回答。

    讯问完毕后，检察官和他谈了一次心。

    检察官：这些年从来没想过回家？

    罗刚：想过，最近的一次都走到成都了，还是不敢回重庆。

    检察官：怕被抓？

    罗刚：嗯，直到最近几年才敢跟家里联系，问问家里的情况，打听重庆的风声紧不紧。

    检察官：现在回头想想，后悔吗？

    罗刚：后悔。当年也是一时冲动，害得自己东躲西藏了十几年。老汉（父亲）去世没有回来，妈妈生病自己也拿不出钱来，不晓得自己图啥子。

    检察官：你在东莞也没有固定工作，每天都在干什么？

    罗刚：耍游戏。我在那边没有朋友，也不敢交朋友，一个人独来独往惯了，混日子嘛。

    检察官：你愿意赔偿单位的损失吗？

    罗刚：我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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