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时报-环球网报道 记者 吴薇】享誉两岸三地的89岁台湾著名诗人、文学家余光中14日上午在高雄医院病逝，享年90岁。今年9月28日，余光中先生接受了《环球时报》-环球网记者的独家电话专访，这应该是他生前最后一次接受大陆媒体的采访。

　　当时正值台湾民进党当局大幅删减高中语文的文言文比例，由原本的每学期45%—55%删减到35%—45%。老先生受访时毫不讳言，这么做是因为文言文和古诗词在他的成长过程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如果不读古文的话，我们就会成为没有记忆的民族。”

余光中先生今年9月28日接受《环球时报》-环球网记者的电话专访

　　以下是访谈全纪录(文章刊于9月29日《环球时报》13版)：

　　减少文言文学习是台湾下一代的不幸

　　环球时报：如今大陆掀起了一股“国学热”，很多节目如诗词大会、见字如面等都深受欢迎，而台湾却在削减文言文比例，减少学生对古文经典的学习。您认为这种变化说明了什么？

　　余光中：台湾这边开倒车，蹂躏古典文学和文言文，而大陆则收去发言权，成为中国文化的发言人，走上了正途。我觉得大陆现在提倡古诗词是很好的事情，希望每一个大陆人都对中国传统有很深的了解，这对大陆下一代来讲是很幸福的事情。而如果有台湾人因为政治的关系把古典文学取消，只能说这是台湾下一代的不幸。台湾这样做，我们也不明白是为什么，大概是政治的问题。但政治问题总归会过去，假如台湾以后不再接受中华传统的东西，那是没有接受的人的不幸。

　　环球时报：几乎每个读过书的中国人，都有伴随他一生的文言文和诗词记忆。您生命中最深刻的相关记忆是什么？

　　余光中：古诗词是中华民族的共同记忆，如果我们不读古诗词，不读古文的话，就会成为没有记忆的民族。我们小时候和父母在一起，他们一定会从“床前明月光”开始教起，你自然而然记在心里，慢慢就会自己去学习，有兴趣进一步看所谓的闲书。我自己就读了很多古诗词，包括古典文学和散文等。在我12岁时，父亲开始教我文言文，基本都是属于“文以载道”的，他教的魏征《谏太宗十思疏》令我印象很深。不过，当时我更喜欢具备很多美感的东西，后来我的一个舅父补足了这方面的不足，教我《秋风赋》《阿房宫赋》等，这些美文我很喜欢，也影响后来写文章的倾向。在我看来，文学家写文章，不只要写出美感，也要写人生的道理。

　　这些美文都经过千锤百炼和几百年的考验，而始终能够赢得读者喜爱，比如《赤壁赋》，还有苏东坡的另一篇《留侯论》对我影响都很大。越读这些东西，越让我觉得自己以前写的中文太偏于西化。我以前翻译过一本书叫《梵古传》，大陆叫《梵高传》。出版10年后，我又改了一次，并不是因为我当年的英文不好，而是我不满意当年用中文的方式了。我再改一遍的用意，就是把偏于西化的中文改过来。

　　环球时报：作为台湾最有名的作家、诗人，您可谓学贯中西，既做过中文系主任，也做过英文系主任。当世界的卷轴在您面前打开的时候，回过头来，您如何看待中国传统文化、文言文和古诗词在您生命中的地位和作用？

　　余光中：文言文在我生命中的地位非常重要，非常重大。我现在发表的诗和文章，如果把文言文拿掉的话，就空洞了。我觉得文言文给我们一个能和古人对话的机会。中国有几千年的文化，难道是白活的吗？一定会对现在产生影响。虽然***以来在胡适的影响之下，文言文被改成了白话，但我们日常讲话以及写文章，文言文还是非常重要。比如我翻译过王尔德最受欢迎的一部喜剧，英文叫The Importance of Being Earnest，大陆翻译为《认真的重要性》，我觉得这种翻译很刻板，就翻译成《不可儿戏》。不这样说的话，这类戏就没有人来看。

　　我觉得中国的文言文也好，古典文学也好，对仗是很重要的因素。如果没有它，就没有平仄和韵味，中国文学就不能产生。另外，文言有艰深和通俗之分，比如我们说的“一言难尽”，就是很通俗的文言。我们这些人支持文言文，并不是来者不拒，而是接受通俗的文言，太古板和深奥的，我们也不赞成。

　　文言文在我的个人生活中也非常重要。我的妻子是专门研究玉的专家，而玉是中国传统文化很重要的内容，她虽然不发表作品，可是对于文言文有相当的了解。我们这种家庭可以说“来往无白丁”，所以我们对女儿的教育，是让她们在耳濡目染中自然接受古典文学。像我的大女儿就是中文系毕业的，我们经常在吃饭的时候讨论李商隐的诗和苏东坡的词，其他的女儿不一定学中文，但因为在这样的环境下，自然而然就会听进去。当然，有的人会喜欢数学和物理等，但这些真的会影响你一生吗？不见得，可是文化的东西是会影响你一生的。毕竟我们的表达都需要用中文。

　　要顾及脚下踩的泥土

　　环球时报：您早期的诗歌被认为有西化倾向，后来发生了转变。能否谈谈是什么促使您发生转变的？

　　余光中：我是台大外文系毕业的，外文背景很深，早年的文章相当西化是很自然的。但后来我发现自己的西化应该遏制、淡化了，因为要做一个中国当代作家，是不能这么西化的。当时我去香港中文大学教书，从外文系转到中文系，对中国文化尤其是传统文学相当重视。我记得我初到中文系的时候，学生当时受到大陆影响，写的报告都是“伟大的鲁迅曾经说过什么什么”，我对他们说，这样子就没有自己的思想了。后来有两位学者从国外回来，集我们三个人的力量才导回正途。在我看来，我不仅是在大学教书的教授或学者，更重要的是，我是有创作的作家。我们的创作一定要融贯中西、融贯古今才能站得住。因为这样一来，就不会限于某个地区或某种意识形态之下，所以我觉得作家对社会的贡献，可能比现在的文白之争还要重要，因为我们要把古今中外都消化才能形成自己的作品。我如此，白先勇如此，张晓风也如此。我们可以大言不惭地讲，这样才是继承了中国的文化。读我们的文章，既可以看到古典的部分，又有现代的部分，这才是高明的。

　　***以来胡适提倡白话文，对中国社会影响很大，可是他的新诗写得并不好，因为他认为要用西化来压倒中国传统，这是错误的。现在文化都是全球化，因此一个人要顾及脚下踩的泥土、本土，也要顾及每天接触到的西化。

　　环球时报：台湾之前被认为是中华传统文化传承最好的地区。在您的记忆中，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普通台湾人在中华传统文化的掌握上，一般都能达到怎样的水平？

　　余光中：当时普遍来讲，台湾人对于中华传统文化的掌握要优于大陆，因为以前的教科书没有什么争议问题。现在台湾之所以出现所谓的文言文比例问题，是因为现在当政者的意识形态排斥中华文化。但是像中国传统节日，比如清明节、端午节和中秋节等，向来在台湾社会和民众中间根深蒂固，没有政权可以全部铲除或永久铲除。这是不可能的，中华文化是不会动摇的。

　　星云法师的佛光山影响多大，他靠的正是文化

　　环球时报：当年琼瑶剧风靡大陆时，很多人羡慕台湾作家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这种底蕴是如何形成和保持的？台湾名人包括政要的古文功底如何？

　　余光中：我觉得他们的传统文化底蕴，是每个人的天性、信仰以及背景，很多复杂的因素共同形成的，就像父亲和舅舅对我的影响一样。台湾的政治人物我接触的很少，比较多的是马英九。他对中文很重视，我早年写了好多文章批评中文西化的方向不对，他看到后深有同感，就影印好多份发给同事参考。我觉得马英九本人的古文功底应该也不错，他虽然是哈佛大学法学方面的高才生，但中文底子很好，幽默感也颇强。另外，我之前跟一些观念相同的作家和学者发起了“抢救国文”的运动，跟当时的“教育部长”杜正胜曾有一场论战，好像当时站在我这边的记者比较多。杜正胜在台湾闹过很多笑话，大家都知道了。(编者注：杜正胜当时为拍陈水扁马屁，对约定俗成的成语乱加新解，余光中看不下去，曾在2006年反问杜正胜，学生是否可以用“徐娘半老”来形容妈妈。)

　　环球时报：两岸血脉相连，最重要的是文化特别是传统文化。您对未来两岸在文化上的联系是乐观还是悲观？

　　余光中：现在两岸之间政治是寸步难行，可是文化上的交流可以说无往不利。你看星云法师的佛光山影响多大，他靠的正是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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