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杭州１２月２４日电（记者 商意盈）“那年乱世如麻，愿你们来世拥有锦绣年华”，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两个小女孩穿越时空牵手的图片令人无限感伤。而在８０年前的杭州，同样也遭遇了“黑暗降临”。１９３７年１２月２４日，日军攻陷杭州，从此“人间天堂”进入近８年暗无天日的沦陷期。

　　“天堂”之下的百姓和国际友人，用尽了全力去抗争、去互助，一本鲜为人知的“杭州版《拉贝日记》”记录了这段历史。时过境迁，在杭州第二中学校园里，不少人用凭吊一位外籍老校长的方式回忆这段往事。

　　往事不如烟

　　这位美籍校长名叫葛烈腾（Ｅｄｗａｒｄ　Ｈ．Ｃｌａｙｔｏｎ，１８８９－１９４６），蕙兰中学的第五任校长，这所美国友人创办的学校就是今天杭州第二中学的前身之一。

　　因为指导一篇硕士论文，２００７年夏天，浙江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沈弘开始对蕙兰中学进行专题调查，结果在台湾辅仁大学图书馆发现了葛烈腾所写的一本回忆录——《人间天堂》（Ｈｅａｖｅｎ　Ｂｅｌｏｗ，１９４４）。

　　篇幅不大的书中记录了葛烈腾在杭州所度过的３０年岁月，其中包括了抗战时期他留在杭州蕙兰中学办难民救济站，救死扶伤的全过程。

　　杭州二中老校长闻乾说，沦陷期，蕙兰中学在葛烈腾等人士的保护下，几乎是留困杭州妇孺求生最后的希望。

　　“后来我在葛烈腾的母校，美国范德比尔特大学的档案馆里查到了他寄往美国的两封长信，信中详细记叙了他在杭州办难民救济站所遇到的种种困难，并且以大量的篇幅提到了日军在杭州城内所犯下的种种暴行。”沈弘说。

　　其中一封１９３８年的信中，葛烈腾写到：“第二天上午是我记忆中最悲惨的一幕，而这只是一连串悲惨日子的开头而已……这一整天，杭州市各个城区都有妇女连续不断地来到我们的避难所，她们所讲述的全都是杀戮和强奸的故事。”

　　这样的记录与不少档案和史书中记录日军进入杭州后，放纵士兵“自由活动”三天相互印证，而大量杀人放火、奸淫掳掠的罪行就在短短三天内集中爆发。

　　“葛烈腾的叙述细腻、条理清楚，不仅有对具体暴行的描述，而且还指明了它们的前因后果。”沈弘说。长期从事抗战研究的杭州师范大学历史系主任周东华也认为，葛烈腾的记载是真实可信的。

　　“据葛烈腾回忆录回忆，在１９３７年底到１９４１年底的四年时间里，蕙兰中学主要收留妇女儿童，一共救助妇女超过１万人、战争孤儿超过２０００多人。”闻乾说，他阅读《人间天堂》时，其中叙述的困苦环境、悲惨境遇似乎还能在过去的校园里找到影子。“我读书时，调皮的孩子甚至还能在杭二中操场上找到一些骨骸。”

　　泣血山河

　　杭州二中办公室副主任蒋凤英，正在组织该校１６名青年教师翻译《人间天堂》。“我印象最深的片段，有两个中国小伙子，因为对着牵着一头驴的日本人笑了笑而惨遭杀害。”

　　“由于当时日本还未与英美等国正式宣战，所以当日军占领杭州后，不少英美人士工作的地方成为了难民、伤兵的庇护所。”周东华介绍，除了蕙兰中学、浙医二院前身广济医院、天水堂等都是难民的聚集地。“但其中蕙兰中学是规模较大的一处。”

　　在葛烈腾的信和回忆录中，日军占领杭州后的近一个月时间，是日军暴行泛滥也是难民大量涌入的时间。

　　“《人间天堂》中记录了日军占领后的几天内，每天都有大量的妇女儿童涌入蕙兰中学。有人从窗户里翻进来，像一袋袋大米从高高的窗户扔进来一样。”闻乾说，阅读这些记录，让他真切感受到了当时百姓心中的恐慌。

　　随后的四年，苦难虽未如之前般以倾倒之势降临，却也从未消散。“当时虽然日军疯狂烧杀掳掠和强奸妇女的暴行已经有所收敛，但是杭州城里的老百姓却仍然生活在日军统治的阴影之下和战争所带来的水深火热之中。”沈弘说。

　　葛烈腾在１９４１年寄出的信中写到：“最近在杭州，打仗的***炮声已经不像去年秋天频繁和令人不安，然而战争的产物——痛苦、贫穷、疾病、饥饿，以及随之而来的伦理道德感的减弱——全都显现了出来。”

　　在１９４２年葛烈腾夫妇被迫离开杭州前，救济院里依旧人满为患。在信中葛烈腾粗略地统计过，在冬天的一些日子，救济院每天死亡的人数都在３人左右。

　　根据杭州市委党史研究室２００６年起对杭州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的调查结果，抗战时期，杭州城乡共有６０００余人被日军杀害，因日本侵略造成的难民共计５０余万人，强征劳工４万多人。

　　希望永不灭

　　除了苦难和对苦难的忍受，葛烈腾笔下展现的国际人道主义援助、中国百姓团结互助的细节也令人感动。

　　“比如葛烈腾信中描述救济院中‘葛太太手下有一支由二十五名妇女所组成的队伍，花了三个月的时间来赶制冬衣，为难民提供帮助’。”蒋凤英说。

　　实际上，在杭州领导救助伤兵和难民的“拉贝”也不止葛烈腾一人。杭州市民田建钧说，他的祖父田浩征时任广济医院总干事，负责伤兵和平民的医疗救助。“杭州的‘拉贝’大概有２６人左右。”

　　但随着时间推移，当时在襁褓里被抱进救济院的孩童如今也垂垂老矣，这段历史的见证者也越来越少。“我只在上世纪９０年代见到过一位老大妈，她激动地握着我的手感谢我祖父对难民的帮助。”田建钧说。

　　“从葛烈腾的信来看，他和夫人原本可以早早离开中国，但这位杭州‘拉贝’仍然冒着生命危险，为杭州大量妇女儿童提供了人道主义援助，这样的事迹值得杭州人民永远铭记。”沈弘说，他也正在美国为新的发现寻找资料，希望能更真实完全还原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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