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消息网9月4日报道 德媒称，有为数不少的人从战乱的中东来到中国生活，只是，他们并不自称为难民。他们中的一些人生活在义乌。

据德国之声电台网站8月29日报道，当老板的穆罕默德·阿尔萨拉米办公室在16层，视野很好。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他从也门来到中国。16年前，他来到当时还十分静谧的义乌。如今，义乌人口已经达到120万人。因为这里生活着约一万名阿拉伯人，所以义乌也有“小阿拉伯”之称。

阿尔萨拉米用流利的中文说：“我在中国已经21年了，有生以来一半的岁月都在中国度过。中国对我来说，就像是第二故乡。”当他谈到自己，或者表达情绪、情感的时候，会用中文。如果是谈生意，会换成英文。

报道称，44岁的阿尔萨拉米开的公司卖日常消费品，义乌是个巨大的小商品集散中心。“服装、家用品、厨房用品、玩具、文具，应有尽有。”自从伊拉克、叙利亚和他的祖国也门发生战争以来，生意越来越难做。但他不愿回中东去。

报道称，在义乌市中心的一家阿拉伯餐馆，25岁的苏拉·阿哈迈德·萨拉克每周来好几次，喝茶、会朋友。阿哈迈德来中国后，给自己改了个名字，叫麦克。他是个演员，经常在中国的电视连续剧中客串外国人的角色。他说，麦克这个名字比阿哈迈德吃得开。“我还上学的时候，就想离开叙利亚。后来内战开打，离开的决定就很好做了。”

尽管阿哈迈德是2011年因内战逃离叙利亚的，但他强调：自己不是难民。“我不是难民，所以我也没有去一个正式接收难民的国家。如果你说你是难民，别人会觉得你没有钱。我有一些钱，也想赚一些钱。”他用英文说：“我的父母对我的离开心情复杂，既庆幸，又伤感。一方面觉得我保住了性命，另一方面又要忍受儿子离家那么远。”

回到阿尔萨拉米的办公室。他在也门现在只有远亲。妻子孩子都在义乌。“我的三个孩子是在中国出生长大的。我们回也门探亲的时候，他们一点都不喜欢。他们说，爸爸，我们还是回中国吧。”

资料图片：义乌城市夜景。（德国之声电台网站）

21岁的Madj Abusrour拍摄的照片显示，一名男孩望向远处的断壁残垣，那里的军事冲突不断。孩子们经常聚集在这个地区，但是在靠近隔离墙的瓦砾中玩耍却要冒着生命危险。

据报道，大约有3000人生活在这个小营地内，其中许多是孩子。这里由于拥挤缺乏开放空间。16岁的Shaheed Hamamra拍摄了一个小女孩的照片，他认为“只有在小孩的眼中，你才能看到未来。”

学习摄影有助于培养孩子的创造力，16岁的Yasmeen Salhab在两名年轻的助手帮助下拍摄了这张照片。

Ahmad Abusrou拍摄下这张画面，从女孩的手机屏幕上还能看到摄影师本人。据报道，这里的老师鼓励女性参与到各种活动中。

Majd说：“在营地里没有很多事情做，所以我试图花时间学习新的技能。”相对于打牌度过无聊时光，他们更希望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

像很多年轻摄影师一样，他认为孩子是营地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希望通过努力让孩子们拥有美丽的童年回忆。

Majd说：“我喜欢学习摄影，它让我的内心获得能量，也是表达自己的好方法。”

20岁的Hadeel Hamdan热衷于拍摄营地周围的猫，他说，猫和鸟是受欢迎的动物。

Majd说：“如果我们的照片能被世界各地的人看到，学习摄影就可以使我们产生影响力。我们拍摄的照片比子弹或***更强大。”这幅图像拍摄于一次庆祝活动，当时人们用燃烧的金属洗碗机进行“烟花表演”。

该艺术中心鼓励学生“更加诚实地描述巴勒斯坦人民和文化”。21岁的Abdelrahman Shoka拍摄的这张照片显示了最年长的家庭成员。尽管难民营中有困难，但无家可归的情况却不存在。“如果有人在街上睡觉是可耻的。”一个营地居民说。

16岁的Ameer Soboh拍摄了她祖父的钥匙。像许多巴勒斯坦难民一样，Ameer的祖父在60年前被驱逐之前，把他住所的钥匙交给了家人。

（2017-08-31 06:47:22）

总部位于日内瓦的联合国难民署8月17日发表声明，称南苏丹1300万的总人口中已有三分之一流离失所，另外约有一半人正遭受严重的饥饿威胁，屠杀、虐待、性暴力等战乱副产品也无时无刻地骚扰着多灾多难的南苏丹人。图为流离失所的南苏丹人。

如今越来越多的南苏丹人下决心向南，投奔邻国乌干达。联合国难民署和红十字会的数据显示，自2013年12月起逃亡国外的南苏丹人约200万，其中100万逃入了乌干达境内，2016年平均每天多达1800多人，其中85%是妇女和儿童。图为乌干达北部的比迪难民营。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主席毛雷尔17日发表声明，对南苏丹的难民灾表示“痛苦和震惊”，他指责南苏丹内战交战双方正尝试一种“令人恐怖的最新战法，即通过最大限度给对方占领区民众带来苦难，来达到战胜对方的目的”。图为2017年4月4日，惊恐逃避战乱的难民们。

各国际机构均指出，交战各方都在驱赶对方区域的民众，破坏农作物收获，抢夺牲畜，以削弱对方战争潜力，但这种相互作用的共同结果，令这个资源丰富却是非洲乃至全球最贫困的国家，经济困境雪上加霜。图为无助的小难民。

联合国已向南苏丹派遣了1.3万蓝盔兵，2017年8月起又开始追加部署4000人，但杯水车薪，无法在战乱不断蔓延到新省份的情况下，向离基地较远的平民提供帮助和庇护。相反，他们自己却常常被置于危险境地。

联合国安理会内部分歧严重，加上对南苏丹局势普遍不重视，导致迟迟无法通过武器禁运和定向制裁等手段制止内战和对平民的侵害，许多国家则因担心制裁南苏丹会首先殃及无辜平民而投鼠忌器。图为挤在南苏丹-乌干达边境恩哥摩罗摩边防站等待过关的南苏丹难民。

乌干达是对南苏丹难民最慷慨的国家，出于帮助邻国的意愿，2006年该国特意修改法律，允许南苏丹难民在乌干达就业，允许他们获得宅基地，也对他们种植农作物持宽容态度。但乌干达是个小国，自身土地资源有限，人口密度又大，难民持续大规模涌入令其力不从心。

联合国难民署曾估计，今年将需要6.74亿美元(1美元约合6.67元人民币)的援助，来帮助逃入乌干达的南苏丹难民，但迄今到位的只有五分之一，而世界粮食计划署(PAM)因资金匮乏，自6月以来已被迫将提供给乌干达境内南苏丹难民的口粮标准减半。图为领取难民署援助的乌干达境内南苏丹难民。

国际社会日益担心，倘若南苏丹内战不能及时平息，战乱所导致的难民潮持续涌向乌干达，会引发连锁反应。更有观察家发现，难民增多、生计艰难以及国际援助的杯水车薪，已令部分难民铤而走险，试图依靠卖淫、甚至有组织犯罪来“闯出一条生路”。

（2017-08-22 06:54:37）

这些不幸遇难的人并非死于意外，而是被“蛇头”蓄意从船上抛下海的：9日那天被抛下海的人数约为120人，10日则多达180人。

部分落水者已飘上或被救上也门海岸，暂时得到安置。

IOM特遣团团长德博埃克（Laurent de Boeck）表示，至少有50人失踪，他们很可能也已遭遇了不测。图为IOM特遣团团长博埃克。

IOM表示将和国际红十字会等组织合作，妥善安葬遇难者，并尽力帮助幸存者。图为获救者得到IOM的帮助。

这些遇难者和幸存者都来自非洲，绝大多数是索马里人和埃塞俄比亚人。他们是从索马里北部处于无政府状态的海岸登上偷渡船，渡过亚丁湾，驶向位于阿拉伯半岛上的也门的。图为偷渡示意图。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索马里就陷入严重无政府状态，首都摩加迪沙的“中央政府”徒具虚名，各地被名目各异的“独立实体”、军阀和原教旨恐怖主义团体所盘踞，民众生活困苦，且旦夕为安全提心吊胆；埃塞俄比亚虽然国内局势相对平静，但这个传统农业国的部分地区长期赤贫，且僻处高原内陆，信息闭塞，一直是传统的“难民输出大户”。图为一艘满载难民的船只。

众所周知，也门是阿拉伯半岛上最贫穷的国家，近年来又一直深陷内战之乱，这些非洲难民何以要甘冒生命危险，去投奔这样一片叵测之地？海滩景象惨不忍睹。

但事实上沙特等“大户”恰是中东乃至世界上对难民最“抠门”的政府，每年接收的难民总数屈指可数，大多数入境难民都被转手送到约旦、土耳其之类国家开设的难民营，然后辗转又成了欧洲和全世界的包袱。

一些偷渡者坦言，他们当然不是打算“才出虎口、又入狼窝”，到兵荒马乱的也门讨生活，而是打算以也门为跳板，去沙特、阿联酋这样的海湾富裕国家“过无忧无虑的好日子”。

之所以选择索马里-也门航线，是因为这里航线相对不长，且出发地“索马里兰”是单方面宣布独立的“不管地带”，到达地也门则正打内战，容易蒙混过关。然而此次偷渡船行将登陆之际，“蛇头”似乎发现行踪业已暴露，为避免受到惩罚，就恶狠狠地把船民赶下大海，这种做法在“地中海偷渡”中司空见惯，如今又在亚丁湾重演。

近年来欧洲乃至全世界对“地中海难民”日渐头疼，并采取种种措施力图控制难民潮，但注意力主要集中在地中海方向，此次也门的事件理应给人们提一个醒——不要忽略“东线”。

自今年初至今，已有5.5万人从“非洲之角”偷渡到也门，有多少人葬身鱼腹，恐怕永远都不会有人知道。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杜贾里奇（Stéphane Dujarric）表示，这很可能成为又一场“最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图为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杜贾里奇。

如前所述，富裕海湾国家历来吝于接纳外来难民，就连近在咫尺、同文同种的巴勒斯坦难民、叙利亚难民和也门难民，它们尚且推三阻四，何况从非洲飘扬过海投奔而来的“远亲”（索马里有许多阿拉伯人）和陌生人（埃塞俄比亚人宗教信仰和人种都与阿拉伯人不同）？这些看似远离地中海的难民、船民，最终殊途同归，汇入了“地中海难民潮”，不断增大着对欧洲和整个世界的压力。

部分绝望的难民展示“救救我”的标语——或许不堪重负的难民接收国，以及相关国际组织，此时此刻也恨不得展开同样一幅标语。

（2017-08-15 06:3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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