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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协委员谈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记者会(全文)

  原标题:政协委员谈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记者会

  全国政协十三届一次会议新闻中心定于2018年3月8日(星期四)15:00在人民大会堂新闻发布厅举行政协委员谈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记者会。中国网现场直播,敬请关注!

  文字实录

  丛兵:

  记者朋友们,大家下午好!全国政协十三届一次会议第二场记者会现在开始。本场记者会的主题是“政协委员谈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首先,我代表大会秘书处对参加今天记者会的中外记者朋友们表示欢迎。今天是国际劳动妇女节,谨向胡晓炼委员,在座的各位女记者、女士们,表示节日的祝贺!

  今天,我们邀请了5位全国政协委员出席记者会,我来介绍一下,他们是:全国政协委员,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杨伟民。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进出口银行董事长胡晓炼。全国政协委员,农业部原副部长陈晓华。全国政协委员,全国工商联副主席,清华大学经管学院院长钱颖一。全国政协委员,中化集团董事长宁高宁。

  人民日报记者:

  请问钱颖一委员,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将经济增长目标定为6.5%,比去年6.9%的经济增速有所下调,您认为是出于什么考虑?另外,我们注意到,有十余个省份下调了2018年经济增长目标,您又是如何看待这种下调?

  钱颖一:

  回答这个问题可以从几个角度看。首先,同过去几年一样,政府工作报告中确定的经济增长目标都是预期目标,不是计划目标。我们回想一年前这个时候,当时我们知道2016年的经济实际增长是6.7%。2017年政府设定的预期增长目标是6.5%,比一年之前的实际增长目标略低。我们知道,去年中国经济实际增长是6.9%,超过了去年设定的预期目标。而今年设定的预期目标仍然是6.5%,是与去年设定的预期目标持平的。

  不过我想从另外一个角度看,更重要的是今年与往年非常不同的一点是,就是十九大确定了从高速增长到高质量发展的转变,这是一个战略性的转变。所以我的理解,把今年的预期目标定在6.5%,比去年实际增长低0.4个百分点,是为了转变留有空间。

  从地方来讲,你讲到有十几个省份调低了增长目标,我更愿意把它理解为或者解读为地方政府为了从高速增长到高质量发展的转变过程中行为的一个变化,这个变化是非常有意义的,是一个重要的信号。因为这一点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们知道提出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提高效率,变成内涵式增长,已经讲了20年。长期以来,地方政府追求经济增长,但是向质量方面的倾斜不够,这一次应该说我们看到了地方政府在这方面已经开始有所转变。

  另外,虽然增长速度的预期目标低了一点,但是工作的压力和挑战更高了,因为高质量的发展不像简单的GDP增速这么简单,也很难用一个指标来衡量。所以挑战性是更大的。

  香港经济导报记者:

  请问杨伟民委员,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强调了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请问杨委员,如何确保稳中求进,实现经济运行稳中向好?稳中求进是否意味着经济增长趋缓不可避免?

  杨伟民:

  谢谢你的提问。我记得***从2012年开始,在历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都强调稳中求进。***也讲,稳中求进是我们经济工作的方法论,当然现在也作为治国理政的重要原则。现在需要强调的是稳中求进要作为整体来把握,不是说哪些方面要稳,哪些方面要进,不是这样考虑的。我的理解,经济工作当中的任何一项任务,比如说保持经济稳定增长、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积极稳妥地处置地方政府债务,以及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等等,也就是说各项工作都要坚持稳中求进。

  我理解***讲的稳中求进,最核 心要义就是遵循规律,把握好各项工作的度,既不要盲目冒进,也不要无所作为、无所事事,应该这样来把握稳中求进。

  至于说稳中趋缓是不是不可避免的趋势?我个人觉得,经济发展是有规律性可循的,一般来讲,特别是追赶型国家,在追赶的前期,经济增长速度都是比较快的。但是当量积累到一定程度以后,质的提升就必然要提到日程上来。相对于以量的扩张为主的阶段,在质的提升阶段,增长速度下行可能是一个必然趋势、必然规律。从其他国家发展历程来看,基本上呈现了这样一种情形。趋缓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是从阶段性角度来看,而不是从短期经济周期来看。在这个长的过程中,可能在某些时点上有一些起伏,我觉得这都是正常的。我们已经不在乎说某一年增长速度提高了几个点或者某一年某个季度下降了零点几个百分点,对此没有必要大惊小怪,也没有必要惊慌失措,应该保持平和的心态,朝着高质量发展这个大方向持续努力,我觉得这就是稳中求进的要义所在。

  第一财经记者:

  请问陈晓华委员,大家知道,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重点。最近我们在采访时了解到,目前农村人口持续减少,一些村出现了“空心化”现象。请问陈委员,在这样的村如何使产业振兴精准落地呢?

  陈晓华:

  大家知道,乡村振兴关键在于人。如果一个村没有了人气、没有了人才,这个村的发展肯定搞不好。现阶段农村的劳动力确实在持续减少,一些村也出现了“空心化”的现象,对这个问题应该从两个方面来看。一方面,它是城镇化的一种必然结果。世界上不少国家在城镇化率达到70%以前,都出现过农村人口外流的现象。近五年,农村人口进城落户累计接近8000万左右,使他们由农民变成了城镇的居民。今后一段时间,农村人口的转移、进城落户还会增加,可以说这也是一种客观的趋势。另一方面,我们也要承认,人走空了,没有了人气,仅靠留守的老弱妇孺,这个村肯定是搞不好的。所以对这个情况应当重视,不能消极地来对待,否则乡村振兴也好,产业兴旺也好,就要落空。

  从一些地方的经验来看,关键是围绕人,可以从两方面来着手。一方面,要大力培育新主体和新农民。做好这件事,一个是靠留,就是要大力培养乡土人才,特别是致富带头人和农村的实用人才,通过他们来带领群众发展生产、搞好村庄建设。所以这些年开展农村实用人才的培训、新型农民的培训,对解决这个问题发挥了积极作用。另一方面,要靠引,就是要通过各种政策,把外出的能人引回来,把城里的人才引下来。

  要吸引返乡下乡人员到农村去创新创业。实际上这几年已经有大约700万各类返乡下乡人员到农村,从事新产业和新业态,搞得风生水起,给农村带来了生机和活力,对这种趋势应该积极扶持和引导。

  另外一方面,优化村庄布局。实际上随着农村人口的变动,必然会引起村庄的变迁,所以应该从现在开始就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地考虑优化村庄布局问题。对于有条件的村,主要是通过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提供,为农民的生产生活创造条件。对于有历史和文化价值的村庄要加以保护,对于没有生存条件的村庄恐怕就要易地搬迁。所以通过这些举措,就能把人留住,把人引下来,就能把产业振兴的各项举措落到实处。谢谢。

  华尔街日报记者:

  请问杨伟民委员,我的问题是关于债务的,中国政府对债务、对经济增长的风险是怎么评估的?这方面有什么样的评价体系?或者说希望建立怎样的评价体系?谢谢。

  杨伟民:

  债务怎么评估、怎么衡量,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借别人的钱,而不是自己的钱,当然就是一种债务了。现在一般衡量,一类是政府部门的债务,一类是居民部门的债务,还有一类是企业部门的债务。当然金融机构本身也有债务,但主要还是三大部门。政府里面包括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债务。我们觉得我们国家总体上债务存在增长比较快的问题,但它又是结构性的,比如说在政府债务中,中央政府债务是比较稳定的,地方政府限额范围之内的债务也是比较稳定的。但是政府债务当中最应该关注的问题是地方政府的隐性债务,因为这几年我们看到新预算法出台以后,确实出现了一些地方政府变换花样来举债的问题,中央政府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了,正在采取一些措施。

  首先是控制新的隐性债务增量,其次是出台一些政策逐步化解隐性债务的存量,这是关于地方政府的债务。

  关于居民债务,最近呈现上涨比较快的势头,我们也注意到了。我们要通过控制好房地产泡沫来防范居民债务过快增长,这就需要通过建立新的住房制度和房地产的长效机制来控制房地产泡沫继续吹大。

  至于企业债务,我觉得是最值得关注的,特别是国有企业的债务,我们注意到增长是比较快的,包括一部分央企,总的债务是比较高的。所以在去年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已经明确了一个任务,要把控制国有企业债务作为今后控制总债务的重中之重。我相信,国资委正在研究和制定有关办法来控制国有企业债务,首先要控制中央企业的债务。因为债务是和GDP相关的,一个是分子,一个是分母,只要经济能够保持平稳持续增长,保持在6%—7%这样一个水平,同时让债务的增长能够低于这样一个水平,我们的债务率就会逐步得到下降,债务风险就会得到有效控制。谢谢。

  新华社记者:

  请问宁高宁委员,我们知道,政府工作报告中“来一场中国制造的品质革命”让人印象深刻。您在实体经济领域,想必有很深的感触。请问您怎么理解品质革命?对实体经济转型升级,您有哪些建议?

  宁高宁:

  从中国的企业界来看***的工作报告,报告里讲到品质革命,特别是“革命”这两个字,感觉非常有必要、非常及时,指出了中国目前制造业比较核 心的问题。中国制造业从作为世界工厂到制造业大国,一路在进步,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不断地有“马桶盖”这类问题出来,消费者还是不满意,就是在品质和技术水平上还是不够。从我自己经历的这几个企业,十几年前,比如我们做电厂,发电设备里的气轮机,高端的,还要和国外进口的配套,但是逐步会做了。简单设备,比如说中粮做磨面、面米的高端机器,现在还要进口。目前的化工业,中化的高端材料、高性能材料、炼油设备里的安全控制设备都需要经历进口和引进的过程。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确实面临一个问题,就是中国的制造业变得规模很大,变得成本相对比较低,但是品质、技术水平、科技含量、附加值在提高,这是目前整个中国制造业和中国企业面临的问题。

  在中国企业界里,我感觉这几年以来,大家去买资源,比如说买矿山、油田、土地,找政策支持少了,但这几年下来大家对创新,提升品质,还没有提高到“革命”这样一个高度来看待这个问题。今天就是没有创新、没有技术就不要投资,不要扩大规模,不要再做重复性的建设了,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开始。可以说中国制造业已经悄悄地在起步了,在向制造业升级,向高质量提升这样一个阶段转变。这里面有几个因素,特别是坚决执行中央提出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起了很大作用,供给侧就是技术侧、生产侧,一定要做好这一侧,不再是简单的用技术扩大需求。

  同时市场本身也非常有力量,过去来讲,简单地因为买了资源而强要政策的企业发展的很少,今天中国市值最大的企业、做得最好的企业都是因为技术来的,这对市场本身也是一个很大的教育。但同时资源的限制,不管是自然资源还是环境资源的限制,使得企业很难一般的扩大规模或者低级重复。还有就是政府的支持,不管是产业政策、技术政策还是税收政策的支持,都带来很大的变化。我相信中国制造业的升级,很有可能像对待互联网技术应用一样,在几年以内有很大的提升,这是我在企业界的感觉,因为大家的注意力和兴奋点全部转到制造业升级上来。

  我是中化集团的,中化炼油厂已经全面进入到国五国六的油品,全部升级了,超出世界上一般国家的标准,这是企业自身的行为。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油品国内可以卖,也可以出口,不再需要等那个要求。中化本身做的制冷剂,排放量大量减少,比如说锂电池,全部是新能源材料。像航空航天用的聚氟乙烯里用的薄膜,过去都是作为一般商品去卖的,今天是全面升级,这个升级代表了中国制造业,特别是化工业里面小小的一部分,但这是一个大趋势,我对中国目前制造业的转型升级和技术含量提高是非常有信心的。中国人的创造力在这方面很快会显现出来。谢谢。

  中国网记者:

  请问胡晓炼委员,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打好防范和化解重大风险的攻坚战,重点是防控金融风险。我们知道,前段时间为了保护保险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中国保监会接管了安邦集团。请问您怎么看金融监管尺度的把握?第二,您对全面从严监管金融业有什么建议?

  胡晓炼:

  你提的这些问题是大家都非常关注的问题,对于金融风险这个问题,***高度关注,多次研究金融风险的防控问题,******对防控金融风险提出了许多明确的要求,***对防控金融风险也做出了许多具体的部署。

  在防控金融风险中你刚才提到了一种类型的风险,就是有一些大的金融控股集团在经营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违法违规的问题,形成了巨大的风险隐患,对于这种风险隐患是必须要及时消除的。我也关注了一下,就像这种风险比较大的金融集团,它有一些比较明显的特点。比如说这些机构的杠杆率都是非常高的,在资产的过程中大量举债,无节制地举债。同时,这些机构在法人治理方面也都不够健全,无论从股东还是经理层都存在着一些问题。

  同时,我也注意到,这些机构在经营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异化,有的是把保险公司做成了资产投资公司,有的是把实业做成了金融,诸如此类的问题,尤其这些机构个头儿又都比较大,所以一旦发生风险,对市场的影响还是比较大的。为此,监管部门积极地出台了一系列的监管规定,也采取了一些强有力的措施来化解风险,也就是“拆弹”,不让“黑天鹅”飞起来,也不让“灰犀牛”冲出来。作为依法合规经营的金融机构,我们对于监管部门严监管、强监管我们非常拥护,只有这样才能创造一个非常公平、公正、稳妥、有序的市场环境,在这个环境里金融机构才能够做好自己。

  你刚才也提到了对于监管机构有什么建议。作为政协委员,我想在这也提一下建议。首先,我觉得监管机构应该把着力点放在强化金融机构的公司治理上。说一千道一万,风险的有效防控还是要靠金融机构自身,要加强自己的公司治理,加强自己依法合规的公司文化,加强内部管控。第二,我们建议对于监管的空白点要及时弥补,消除一些灰色地带,让那些“浑水摸鱼”的能够现形出来。第三,监管要有效协调,在各个领域、不同机构都要有效协调,一种金融行为要有一个监管的标准,不能出现那么多“套利”的行为,这样那些依法合规的金融机构,在经营活动中才会不吃亏。我们还希望监管机构在出台监管规定的时候要加大和市场的沟通力度,让金融机构早做准备,以防对金融机构的行为和对市场产生冲击。当然,我们最希望监管要提高效率,增强针对性,不能把审批当成监管,还是要让金融机构在明底线、知边界的情况下努力做好经营工作,为实体经济的服务创造更大的空间。

  中央电视台记者:

  请问钱颖一委员,钱委员你好,我们知道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一方面我们说40年来取得了非常大的成就,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又说现在改革进入到了“深水区”。您是一位经济学家,同时您也是全国工商联副主席,所以我想请问您的是,您怎么看待这40年来取得的成绩?未来有那些困难,还有哪些要啃的“硬骨头”,我们究竟要怎么做才能将改革开放进行到底?谢谢。

  钱颖一:

  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举世瞩目也举世公认,在一个近14亿人口的第一人口大国,实现了40年经济的高速增长,这在人类历史上没有先例。GDP的增长还只是一个现象,它的背后是数亿人的脱贫,每年超过1亿人次进出国门,以及一系列的丰富内容。

  另外一个角度看是在国际比较中,40年前,中国的GDP是美国GDP的6%,40年后的今天,中国的GDP超过美国GDP的60%。在世界经济的份额中,中国的经济也达到了世界经济的15%,近年来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超过了30%。在我们为取得这些成绩非常自豪的时候,我们也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和客观的判断。因为我们国家的人口是全世界人口的19%,而我们的经济份额是15%,所以我们现在的人均GDP还是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的,我们是一个中等收入的经济体,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

  在思考我们这些伟大成就的时候,也有一个共识,就是这些成就的原因是改革开放的结果,所以我们要继续发展,必须要坚持改革开放,所以我们说改革开放还在路上,而且像刚才你说的正在走进“深水区”。

  那么如何把改革开放进行到底呢?那就要不忘改革开放的初心。在我看来这个初心有三个方面:首先是开放,这个开放不仅仅是贸易投资,也包括人才、技术等多方面的开放。今年在政府工作报告中,***举了四项引领世界创新潮流的例子,高铁、网购、移动支付和共享经济,每一项都是开放的结果。第二就是让市场起作用,这是我们40年来的切身体会,市场对资源配置的效率作用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反过来不按市场规律办事,受到的惩罚也超出我们的预期。第三,就是把激励搞对,只有正确的激励才会激发出巨大的生产力和创造力。

  接下来,我想到***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说,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思 想要再解放、改革要再深化、开放要再扩大。讲到改革的“硬骨头”,改革仍然需要再完成的任务,我们可以对照一下五年前十八届三中全会全面深化改革决定中提出的清单,我们就会发现还有很多改革要做。从让市场起作用这一点上看,要求我们要建立的目标是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在这方面还是有很多要做。要统一开放,就不能是一个分割的市场,比如像劳动力市场就不能说是一个统一的市场,我们还有城市、乡村的分别,因为我们有户籍制度。各省之间的市场也不那么统一,因为社保还不是全国统筹,所以这些使劳动力市场还没有成为统一的市场。要竞争有序,就不能是一个垄断的市场,必须是竞争的,在这方面既有行政管制形成的垄断现象,也有新兴技术引发的市场势力,实施反垄断、实施竞争政策都是非常艰难的改革,但是对形成竞争性的市场极为重要。

  再比如,要把激励搞对也是多方面的。我在全国工商联,咱们工商联是联系民营企业,推动民营经济发展,对民营企业家的激励就极其重要。去年民间投资比上一年增长率有所回升,不过还是低于全社会的投资增长率,这方面民营企业家也非常关注营商环境,中央出台了两个文件,2016年的产权保护文件和2017年弘扬企业家精神文件,改革的硬骨头就包括要落实这两个文件,切实改进、优化营商环境,所以改革确实还是在路上。同时,我们也很有信心,只要继续坚持改革开放,不忘改革开放的初心,我们有信心把改革进行到底。

  财新周刊记者:

  我想请问杨伟民委员。杨委员您好,十九大报告提出,中国经济发展已经从高速发展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的主要预期目标,其中GDP预期目标在6.5%左右。我想请问杨委员,在经济高质量发展阶段,中央需要建立哪些政策体系、指标体系和考核办法,来引导各级政府摘掉过去拼命强调GDP的“紧箍咒”,从而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谢谢。

  杨伟民:

  ***在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上提出推动高质量发展要建立6大体系,加一个体制,实际上是6+1的政策体系和体制。首先还是要研究清楚什么叫高质量发展,因为你要想制定评价体系,先要知道到底评价什么东西。高质量发展是一个包容性很强的概念,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观察和认识。我个人认为有两方面是非常重要的。

  第一,投入是高效率的,也就是说生产要素投入以后要有效率,而且这个效率要高,包括资本的效率、劳动的效率、资源的效率、能源的效率乃至环境的效率。现在大数据正在成为一种生产要素,同时也应该包括提高数据生产要素的效率。

  第二,效益要比较高。在四大市场主体当中,投资要有回报,如果投资没有回报那就没人投资了,刚才钱委员讲民间投资放缓,为什么呢?是因为投资回报率太低了,所以投资要有回报,同时企业要有利润、员工要有收入、政府要有税收,而且这四大主体得到的报酬或者收益都能够按照市场决定的价格来获取,也就是说收入的分配能够比较合理,我觉得这就是一种高质量的发展。

  建立这六大体系和一个体制都是长期的任务,有关部门正在研究制定过程中。从微观来看、从企业来看,应该鼓励每个行业、每个企业,每个产品都瞄准世界同行业、同类企业、同类产品的世界最高水平,进行持续努力,缺什么补什么,如果技术不行那就去研发技术或者引进技术,人才不行就去培养人才或者引进人才,设备不行就去购买设备,或者自己研制设备,如果多数行业、企业、产品都能够达到世界上最好的水准,那我们就实现高质量发展了。我们现在的情形是,相当一部分产品都是在世界排在第一位,但这是量排在第一位,而质的位置可能要大大落后,这就需要一个追求高质量发展的过程。

  从政府来看,六大体系中最主要的是政策体系,当然现在还没有出台这样的政策体系,但是我觉得今后要逐步改变。有的部门现在正在改变,比如说上市公司当中体现高质量、创新型的企业相对来讲是比较少的,而传统产业企业比较多,也就是说我们现在上市公司的结构和创新在整个经济中的地位是不相称的。现在有关部门也在采取措施,使新的独角兽企业尽快进入到上市企业当中,给老百姓更多的优质资产和财富增值的更多选择。

  再比如银行业,银行现在贷款主要看什么呢?看抵押物,看有多少地、多少房子,但体现高质量的创新型企业往往都是轻资产的,什么东西最值钱呢?是创新人才和创业人士的大脑最值钱,那么大脑抵给银行值多少钱呢?怎么评估呢?这些都需要我们的政策做出适当调整,不能光是那些看得见、摸得着的有形物,更要看到那些无形的潜在价值在哪里。

  还比如国有企业,我们的国有资本如果像社会资本那么进行风投,那可能相应的评价体制机制还要做出一些改变,等等。总之,我觉得提出高质量发展只是刚刚开始,这个路程还需要很久,到现代化的过程当中,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203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再到2050年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现代化强国,整个过程都是追求高质量发展的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评价的体系、统计的体系、政策的体系、绩效的评价等等都会相应地做出一些调整,但是也不会一次就到位了,而是逐步完善了。总之,我们的目标是推动我们国家的经济更高质量、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有效率地发展。谢谢。

  中国农村杂志社记者:

  我们刊物长期关注和报道三农,我今天的问题特别想邀请三农领域的专家陈晓华委员回答,我们在采访中发现现在农村还存在着大量的小农户,小农户的生产经营面临着很多难题,他们的规模比较小,效益不高,经营比较分散,面临的风险很大,那么您认为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中如何帮助这些小农户,帮助他们破解这些难题,怎么让小农户更好地与现代农业相衔接?谢谢。

  陈晓华:

  当前,在农村从事农业生产的主要是两类,一类是新型农业主体,家庭农场、合作社和各类社会化服务组织,大体上有300万,这可以说是农业发展的生力军;另一类就是为数众多的小农户,一般户均土地规模、承包地规模只有七到八亩,而且面广量大,全国大体上有两亿多户,但是他们是农业发展的基本面和基础力量。中国小农户的大量存在实际上是中国人多地少的国情和城镇化的进程所决定的,过去有、现在有,恐怕将来相当长时期还会有。有人算过账,我们的城镇化如果达到70%以上,农村仍然有四到五亿人住在农村以农为业,这就是我们中国农业现代化必须面对的问题。如何使我们的亿万小农参与农业现代化,而且分享现代化的成果,这是必须解决的课题。如果说中国特色的农业现代化的“特”,恐怕这是一个重要元素。正因此如此,***特别强调这个问题,而且中央一号文件也明确提出来要促进小农户与现代农业的有机衔接。

  我想这个衔接很重要的就是怎么样把小农户引入现代农业的轨道,我认为可以从两方面来着手,一方面是要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大力发展多种形式的农民合作和联合,通过互帮互助、抱团取暖解决好一家一户干不了、干不好和干起来不合算的问题。这种联合形式多样,可以是生产某个环节的联合,也可以是全国性的联合,可以是劳动的合作,也可以是资金和技术的合作,这个完全应该由农民来选择。

  另一方面要发挥新型经营主体的带动作用,实际上目前很多新型经营主体通过为农户提供产前、产中、产后的服务,把他们带入市场,也可以通过发展订单农业的形式来保证他们的基本收益,发展连片种植,实现规模化。还可以通过股份合作,实行保底分红来实现利益连接,这种带动最关键的是要解决好利益连接的机制,就是要让农民能够从产业的发展中分享到增值收益,所以我们常讲老板下乡要带农富农,实际上可以考虑,今后农业的扶持政策要把这些新的经营主体带动农户的成效作为重要的扶持依据之一。

  中国新闻社记者:

  想请问宁高宁委员,目前备受关注的国有企业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和攻坚期,如果进一步推进改革,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一流企业,您认为我们应该亟待解决哪些问题?此外,中国企业应该如何借助“一带一路”建设进行全球化布局,向价值链高端攀升?谢谢。

  宁高宁:

  深水区、攻坚期说了有一段时间了,已经不是一年了,国企改革进行了很多年时间,也取得了很大成绩。这次***在政府工作报告中也讲到国企利润2017年增长了23.5%,应该说国企发展还是比较健康的。我在这里替国企说句公道话,国企在经济里还是很大的主体,有巨大的产业主体,5000万就业人员,作为提供就业来讲是最大的一个群体。有37000亿的税收,差不多占中国税收的四分之一。还有2万亿盈利、150万亿的国有资产,整体上取得了保值增值的成绩。但为什么还要改革呢?因为国企在净资产的回报率,就是股东资金回报率上,相对于同行业的其他资本来讲,回报率不算高。这个当然有社会的原因,也有历史的原因。同时国企所处的行业,相对来讲是传统行业,创新能力和引领能力不够强,基本上处于这样一个现状。

  从这点来说,提出来要建设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世界一流企业是有标准和规律的。国企目前面对的问题,要怎么改?什么是深水区?就是比较难的区。过去容易改的改过了,好改的改完了,一般的效能也发挥得差不多了,再往下走就叫深水区。这里面有几项应该用更多的智慧、更多的政策安排和更大的勇气来推进的改革。

  第一,股权的改革。我们对国有企业改革,一般性的放权,一般性的激励,甚至一般性的公司治理结构调整,都做过了。目前来讲,需要更深入一步,就是股权改革,就是混合所有制改革,特别是在中央企业里面,已经比较多的开始实验。但是相对来说还是在下属公司里做实验,但也取得很好的成绩。从这个改革来讲,这个就比以前更深入了。这里面就有怎么处理好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和对企业的管理问题,怎么处理好董事会管理团队的问题,怎么处理好新来的股东股权大小和管理方式的问题,怎么形成合力的问题,确实是在一个新的范围内探讨这些问题了。

  第二,战略方向的调整。光给股权也不行,还需要战略调整,还要有新的行业,还要有战略方面的适应市场。老国企、老产业怎么进行创新?怎么进行新的战略引领?怎么真正从追求数量转到追求质量,怎么进行产业升级,这里面就要真功夫了。包括整个内部管理系统,从内部管理效率决策系统到薪酬评价体系都要改革,改到真正能够满足和创造出世界一流的企业来。

  再有就是人。国企来讲,人的观念、人的水平、人的能力提升都是必须的,否则完不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我自己还是很有信心的。为什么?我觉得中国人的创造力是非常强的。过去我自己很多感觉做不来的事情,中国人都做了,而且做得很好。我今天中午和一个客人吃饭,我们探讨两个问题,第一个是很奇妙的,最近李书福把奔驰的股权买了,买了10%左右,成为第一大股东。一个德国公司可以同意李书福这样一个企业来收购,这在五年前是不可想象的,买沃尔沃也是不可想象的,你知道欧洲人的心态,一个中国人,不要说是德语、英语了,普通话他都说得稀里糊涂的,结果中国人创造出来了。为什么?这个东西肯定有道理在里面。

  还有,最近中信买了麦当劳。我说买来干什么?现在麦当劳没有人吃了。结果现在怎么样?三个多月时间了,同店销售涨了10%以上。为什么?电子商务,老美不懂这个,中国人拿来就送货了,一送货就扩大销售面积了,有中国人,什么奇迹都可以发生的,我预祝国企奇迹发生。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记者:

  请问胡晓炼委员,首先祝贺胡委员节日快乐。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扩大国际产能合作,优化对外投资结构。请胡委员为我们介绍一下,在对外投资和国际产能合作方面,我们去年取得的“成绩单”是否足够亮眼?今年我们将重点开展哪些工作,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谢谢。

  胡晓炼:

  谢谢你对我作为妇女代表致以的节日问候。确实,作为一位妇女政协委员,我为能够参与到政协这个大家庭里参政议政,感到自豪。你刚才提到的这个问题,首先,2017年在对外开放、对外国际产能合作以及建设开放型经济体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其实从几个方面就可以说明这个成就。

  第一,我们去年对外投资仍然保持了比较高的增长,全年超过了1240多亿美元。这个量是一个方面,但是更重要的是对外投资的质得到了根本性提升。过去曾经把大量的钱花在买俱乐部、搞娱乐项目上。2017年的对外投资,更多的是把宝贵的资金放在技术进步、产业链进一步拓展、绿地投资方面,既对投资国产生了积极效益,也对我们投资人产生了非常好的效益。

  第二,对外承包工程仍然有很大的增长,增长超过了8%。中国企业对外搞承包工程在世界上都是非常强的。去年除了工程承包量继续维持增长,还有一个转型升级。这个转型升级就是过去我们主要是干体力活的。中国人在外面干活非常勤奋,施工速度快、工程质量高,但拿的还是辛苦钱,拿的是干体力活的钱。我们发现,提升转型这些要求出来之后,现在企业在承包工程的时候更多开始参与投资,工程建成以后也不是马上就走了,而是积极参与后续的运行,这样就把投资建设和后续经营结合起来,这样效益进一步提高了。

  第三,我们在海外的经贸合作区建设有了很大进展。到现在已经有近百个园区建设,园区建设是为带动中国的设备、技术、标准走出去,能够促进当地工业化,在当地增加就业,在这些方面都有非常积极的作用。所以从这三个大的方面来看,我们去年的对外合作、国际产能合作成绩是非常显著的。

  今年应该怎么做?今年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年份,就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中国要进一步扩大开放,进一步推动改革。加强对外经贸合作,这是改革开放的重要内容。起码有几项工作在今年都要大力推动。

  第一,抓住用好“一带一路”建设这个平台。这个平台对于促进贸易的开展、促进投资的开展,作用非常大,潜力也非常大。“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济发展和中国的经济发展融合度非常高,所以把这块蛋糕做大,这对于建设开放型经济作用是非常显著的。第二,继续推进贸易便利化和自由化。贸易在继续扩大出口的同时,要更加注重进口。今年国家已经决定要在中国举办进口博览会,把进口和出口放在同等重要位置。同时一起促进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使得整个贸易会有一个新的更大发展,也会推动我们向贸易强国方面迈进。第三,跨境投资。这也是要双向一起动,就是以积极的“引进来”和积极的“走出去”。在“引进来”方面,国家已经宣布,要进一步扩大外商投资市场准入,有些准入前国民待遇、负面清单、服务业的开放、制造业的开放、金融业的开放等,都有一大批具体举措。在对外投资方面,要围绕着服务发展实体经济,把有限的资金用到关键地方,用到刀刃上。通过这几大方面的工作,我们可以在贸易、投资、生产服务业方面形成一个网络,把中国的经济和世界经济更紧密地融合起来,把中国的大市场和世界市场更紧密地联系起来。不但中国经济从中能够获取更好的发展、高质量的发展,而且对带动世界经济发展、推动世界经济持续增长也会发生积极作用。

  作为金融机构,在开放型经济建设过程中,推动全面开放型格局建设中是可以发挥积极作用的,比如在积极推动人民币跨境使用方面、人民币国际化方面、创新金融服务方面。刚才杨委员提到服务贸易中很多都是轻资产的业务,那金融怎么能够促进服务贸易的发展,这个必须要创新。同时,除了传统的信贷业务之外,比如股权投资、基金、保险等都可以发挥作用,把力量统筹运用起来,就可以为进一步的改革开放、开放型经济建设作出金融业的贡献。

  法新社记者:

  请问杨委员,最近我们注意到,像安邦、中信能源等大量的私营企业被中央或者地方政府接管,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以后会不会有类似的事件发生?

  杨伟民:

  我对金融问题并不是特别了解,所以我委托胡委员来替我说。

  胡晓炼:

  我先说,杨委员再补充。你提出的问题,我在回答我的第一个问题时已经有所涉及了。发生这个问题是有几个原因的。一个原因就是这些机构高负债的扩张,造成了它的问题。第二是它在监管方面是规避监管。第三是它的公司治理结构不健全。第四是这些机构由于是高负债经营,所以资产负债表是比较脆弱的,当市场环境发生变化、监管环境发生变化或者政策出现一定变化的时候,这些机构的风险就会暴露出来。所以这些机构有潜在的风险隐患。这些机构有的是属于比较大的机构,有的它拿了非常全的金融牌照,可以说是金融控股公司类的机构,这种机构发生风险,它的市场传染性会比较强,它有跨市场的传染、跨机构的传染和跨领域的传染。所以对这些机构的风险,我们必须高度关注。

  那会不会让这些风险最后造成影响整个金融体系稳定的情况呢?我认为在中国这种事情是不会发生的。为什么不会发生?第一,中国的***和***对风险是高度关注的,我们一直在强调要守底线,要有风险意识,要有忧患意识,所以对风险一定要早识别、早预警、早处置、早化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有高度的防控风险自觉,就不会让这个风险一下子暴露出来,最后出现束手无策的现象。第二,在处置风险中,监管当局采取了分类施策的做法,不是采取一刀切的做法。分类施策对于有些杠杆率过高的企业,那就督促它主动地降杠杆。对于一些脱离主业跑偏的企业,督促它回归主业。对于一些有违法行为的人,就要由司法进行处置。对于极端的情况,也有监管当局直接接管。正是由于针对不同的情况,有针对性的分类施策,风险化解和处置做得非常平稳,不会在这个过程中再产生重大风险。

  第三,积极地填空白、补短板。发现机构有这种套利行为和规避监管行为,有在灰色地带游走的行为,我们监管机构立即出台监管办法,及早地堵住漏洞。这样,一个机构的问题、几个机构的问题,不会让它形成多个机构的问题,不会从一只狼弄成狼群,最后造成系统风险,这种现象就给堵住了。说一千道一万,最根本的还是我们能够控制住风险和我们的制度是密切相关的。就是不管是政府、监管当局还是市场主体,都会齐心协力,有高度的共识,采取的措施非常及时、非常有力,这是我们制度的优势。同时,现在经济基本面比较好,经济基础也比较强,这些都为我们控制化解这些风险奠定了基础。

  杨伟民:

  胡委员已经答得非常全面、非常系统了。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是我们未来三年三大攻坚战之一,其中重点就是防控金融风险,这种综合类的金融控股集团是目前我们排查到的风险点之一,产生的原因刚才胡委员讲得非常清楚了。去年,***已经成立了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目的就是要去监管现有的机构监管不到位的制度上的漏洞,因为过去这类集团跨行业,可以钻一些监管的漏洞,所以现在***、***已经采取了一些措施,我相信随着监管的到位,把制度的笼子补齐扎牢,这样风险会得到有序化解,防止一个小的点的蝴蝶引发系统性的金融风险。

  丛兵:

  记者会到此结束,谢谢各位记者朋友,谢谢各位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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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张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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