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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份令人振奋的成绩单

    在北京中国美术馆开幕的大展,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观众前来观展。


    ●林岗

    编者按

    由广东省文联理论研究部、广东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办的“其命惟新——广东美术百年之路”学术研讨会,日前在广州珠江宾馆举行。“其命惟新——广东美术百年大展”相继在北京、广州开幕以来,引起极大的反响,观众络绎不绝,并对能一次欣赏到广东百年来众多美术名家的经典佳作,慨叹不已。本次研讨会汇聚了广东文艺名家及评论家数十位,他们对这次大展取得的成就予以了高度的评价。南方日报选取部分精彩发言,陆续予以刊登,请读者垂注。

    看过盘点广东美术百年成就的巡展,我有两点感触。第一,文化也可以“弯道赶超”。就像大展组织者将广东美术的百年道路定位于“其命惟新”那样,广东美术这100年是新新相续深刻裂变的100年。历经百年的积淀足以使岭南一隅之地广东的美术成就,推向全国的前列。大家都知道,“其命惟新”的前一句是“周虽旧邦”,但与中原相比,岭南实属“新邦”。岭南的开辟迟至“秦王扫六合”之后,而那时中原已经“郁郁乎文哉”约有千年之久。历朝历代直至近世“西风东渐”之前,这个后进的“新邦”都是经济、文化的荒远之地,历朝流民用之于逃避北方战火的栖身之地;朝廷先用之于流戍权力斗争的失败者和罪犯,后用之于抵御海上远来侵蚀朝廷秩序力量的屏障。然而正是这个处在中原格局近乎“弃地”的位置,使广东在海通之世一跃而成为中西汇通的“桥头堡”。

    当我们观察“西风东渐”之际中国美术在广东发生如此这般裂变的时候,不仅要注意到地缘优势提供的中西交汇的便利,也要注意到它近乎“弃地”的历史积淀。两方面的要素加起来才能解释百年美术成功实现“弯道赶超”的事实。我甚至觉得,我们需要恰如其分地评估文化融合中的地缘优势的作用,不必过于夸大。玄奘取经于天竺,鉴真东渡传佛法于东瀛,都是一己之力的盛举。地缘固然可以提供接触交流的便利,但是两种不同的文化是否发生“化学反应”,决定性的因素是人。人的感知、认识和觉悟决定了当事者取而用之还是视而不见。洋画趣味和技法随着基督教传教士西来早已于康乾之世就传播到清朝政治的心脏——宫廷。但它造成的影响却仅及于宫廷和少数贵族,几乎没有引起民间画坛的反应。这与传教士与此同时将欧洲地图制作法——基于实测的“梯形投影法”——传来也没有引起一丝涟漪是一样的。为什么?答案是不屑。不屑是认知和心理问题而不是地缘问题。与北方的不屑有别,深度融入洋画技法的“通草画”到嘉道之世已经大行于广东,水墨画之最早融入洋画技法而卓然成派的是岭南画派,而师法油画的一代开山祖师李铁夫是广东鹤山人。这又是缘由何在?“弃地”的历史积淀培养出成长于这片土地上的人一种虚怀而平和的精神状态。心向中原,不鄙弃自己的传统;敞开怀抱,不傲慢外来的事物。加上地缘优势又提供了迈出国门接触交流和模仿学习的便利;两者合力,使广东成为中国美术新方向的出发之地,为百年成就奠定了雄厚的基础。虽然是匆匆巡览一过,笔者面对风格各异、精彩迭出的500余幅画作,深感广东美术百年成就的厚重,画家真是没有辜负这个时代提供的机遇,广东美术百年的“弯道赶超”实乃“得天独厚”。

    其次,以美术为例,文化的中西融合可能不是指向预定目标的展开,而是新元素加入而引导的多方向探索。这种不同文化汇通的后果如同链式反应,衍生出多个方向,未来不是单一和固定的,美术的未来掌握在参与这场壮丽的、共同探索的艺术家手里。近代“西风东渐”和东汉佛法西来不同,它是中国社会的生产方式、社会结构和组织全方位的转型。文化融合被想象成“新”和“旧”两种因素的融汇。不用说,“新”代表西洋,而“旧”代表自身传统。造就未来的文化,全部努力则在于如何转“旧”为“新”。于是,文化的融合似乎存在一个固定的目标,向着这个想象的“中西融合”目标迈进。然而广东美术百年历程,它由最初的一点裂变到后来的精彩纷呈,却给了我一个强烈的启示,这场与西方文化的相遇、撞击和再创造并非如原来想象的“中西融合”那么简单。

    就美术而言,油画及其技法的传入,它并未自动昭示传统水墨画必定得向它靠拢;中国水墨及其画法在洋画面前也未自动见得归属落伍的一类。“出路何在”的疑问,纯粹是由更大背景的中西文化不同而催生的焦虑。如果说中西之间的落差在生产力、社会组织化程度方面还是客观的存在,而在美术方面完全不能作如是观。事实上,洋画及其技法的传入,只意味着一种画家此前不熟悉、未掌握的艺术元素加入进来,客观上给传统绘画一种再创造的可能性,而并不意味着中西之间存在后者居高临下的优势。中西相遇的局面之下,传统绘画有变与不变的选择,而变又存在取之多还是取之少的差异,每种选择的主动权都操控在艺术家手里。同时,西方艺术元素本身也是一个变化与复杂的事物,它们在其自身的绘画传统里也是“与时俱进”的。源源不断的传入过程,也会产生艺术泡沫,这需要艺术家自己去分辨、摸索和再创造。总之,百年广东美术的中西融合,不是“新”和“旧”的结合,不指向预定的目标,而是一个有足够丰富性的展开。广东美术家把握住了社会变迁提供的机遇,交出了一份令人振奋的成绩单。

    (作者系中山大学教授、广东省文艺批评家协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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