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经济报道

吴建民（华美银行董事长兼CEO，前美国百人会会长）

美国的信用卡、牛肉和转基因大豆都已经进入中国市场了，中国家禽进入美国市场的禁令也被解除。这些事件表明，如果中美能够重点关注战略领域以达成有利条件，未来还会有更多的贸易领域也将取得类似积极进展。

解决贸易不平衡是唐纳德·特朗普选举承诺的重要内容，而这一承诺部分是针对中国贸易。可以说，要解决问题首先必须要重建信任。

重建信任关系应建立在准确数据上

重建中美贸易信任关系，我们首先需要准确计算贸易数据。美国政界必须修正其对过时、政治上讨巧的数据的依赖，主动去了解和使用更精准的数据。威尔伯·罗斯部长作为精明的投资者的时候，他不会根据错误的数据进行任何决策。作为商务部部长，他现在的每一个决策都将影响全美企业，所以更不应屈就于不准确的数据。

我建议罗斯能够下令重新检验美国商务部下属经济分析局（BEA）所使用的贸易数据计算方式。事实上，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提出的附加值贸易数据是个有效的起始点，对于美国决策者而言这些数据更准确，能让我们以更高明的方法解决实际问题。将iPhone手机的贸易简单计算为美国对中国贸易逆差一年增加了170亿美元，这种过时的计算方法下给出的统计数据，不应再成为我们决策的基础。我们必须要注意到美国对中国在服务贸易方面（包括旅游、教育、金融和其它专业服务在内）的顺差。2000年至2008年间，美中服务贸易顺差年均不足20亿美元，2016年增长至374亿美元（占美国GDP的0.2%），服务贸易顺差如此显著且增长迅速，其实体现了当前中美各自经济的比较优势。

更为精准的数据，能让我们找到中美各自的比较优势。我们可以从较为容易实现的产业，降低各自的贸易壁垒，从而能正确地处理矛盾。我同样呼吁中国应考虑进一步开放的区域加快贸易自由化，允许更多竞争。以电影与娱乐服务业为例，暑期大片《战狼2》打破中国票房纪录，中国电影制作人已经证明他们能够在本土制作出可与美国电影相匹敌的优秀作品。现在正是美国寻求增加中国年度进口片配额的好时机。

农产品和生物科技一直是美国优先发展的行业，中国完全可以通过加快这些产品的市场准入审批程序，树立中国政府决心建立透明、高效的核准程序的强有力信号。今年3月，中国政府已经允许外国企业在提交新药品审批申请时，可使用包括在中国进行的药物临床试验在内的国际多中心临床试验数据。这是中国简化贸易审批的重要一步，我建议中国尽快在这些领域修改条例，方便中国病人更快地获得国际先进药品。

另一方面，特朗普政府也应积极推动美国出口管制制度改革。当前全球高科技产品市场里，中国已增长得最快，而美国的出口管制已使得美国企业在中国市场中处于不利地位。美国当前所使用的出口管制体系设计于20世纪70年代，对诸如飞机坐便器、制动器和螺栓等无关紧要的产品也设有繁琐的许可要求。美国政府应组建一支跨机构工作组，与国会和企业紧密合作，一起改革这样一个脱离时代的出口管制体系。最好组建一个单独的联邦机构，对管控项目进行定期审查以适应科技发展。

中美应更多通过产业政策合作解决产业矛盾

当前中国制造业领域存在产能过剩问题，生产商将剩余库存销往海外，推升了中国的贸易顺差。解决资源分配不合理问题将有益于中国自身发展。美国应与中国合作，寻求非关税方法来减少中方产能过剩为美国带来的负面影响。增加关税将导致相关产品价格在美国市场变得更高，而且中国也将可能向美国产品征收更高的关税。我希望政府能够衡量一下提高关税所导致的负面影响是否值得，包括对美国众多以钢铁为原材料的企业所造成的损害，以及给加拿大和墨西哥等向美国出口更多钢铁的同盟国带来的影响。

美国与其向中国产品征收关税，不如与中国合作，探索如自愿出口限制（voluntary export restrictions）等其它合作形式。1981年，日本与美国达成轿车自愿出口限制协议，到1984年为止，日本轿车年出口量被限制为168万台，并在接下来的几年，日本单方面设定了类似限制。这一配额不仅使美国汽车制造商可以保持市场份额，还鼓励了日本企业将部分汽车制造转移到美国。这项措施既有助于避免贸易战争，同时还保障了民众与企业的贸易自由。

我相信，如今这一举措仍然可以达到同样的效果。很遗憾，尽管中国提出到2022年将钢铁产能削减150公吨的计划得到了罗斯部长和其他首席顾问的认可，但却两次遭到特朗普总统否决。总统应重新考虑该提议，因为中国可核实的产能削减和自愿出口限制都将有利于美国。

我认为中国应该进一步优化重工业如水泥、铝等产业。2016年，中国法院共受理了5，665起破产案例，较上年增长54%，中国应更积极地鼓励这些行业的企业通过司法程序退出市场。中国也须进一步强化环境保护部门的核心地位，使其在执行环境管理时发挥更大作用。2017年1月到7月，中国环境保护部共开出了1.16亿美元罚单，较于因严重环境问题导致的12万亿美元的经济损失来说，中国环保部门还应该有更多的努力。

近期，特朗普政府对中国实施了“301调查”，两国紧张的局势进一步加剧。其实中美贸易关系中，知识产权保护一直是长期存在的问题。

中国当前已不再是生产成本最低的国家，因此，中国企业须要通过开发技术和打造品牌寻求发展。不久的将来，浙江纺织品生产商就会向美国消费者出售带有自主品牌的优质袜子，而不是为沃尔玛提供廉价、无品牌的产品。

所以保护知识产权是中国经济升级的内在需要。否则中国科技领军企业，都有可能在海外寻找知识产权保护更好的国家、以保障其技术优势不在本国被窃取。如今，中国爆发式的风险投资趋势已超过美国，去年创造了310亿美元的历史纪录。投资者们将大量资本投入到机器人、人工智能、大数据，以及教育、金融科技和医疗相关的初创企业。目前全球三分之二的硬件独角兽公司来自中国（独角兽公司是指那些估值达到10亿美元以上的初创企业）。

我们欣喜地看到中国将在全国范围内扩大其知识产权法院系统，这一体系已在试点城市为保护外国企业知识产权带来了显著的成果。我认为可以启动一个专责小组，探索如何改善知识产权行政执法状况，尤其要抵制通过保护本土企业不受相关制裁而获得既得利益的现象。中国政府应进一步利用新科技，例如实名注册和全新社会信用体系，来支持对侵权者及其用户的起诉。

持续相互直接投资能有效改善贸易关系

外国直接投资与贸易额密切相关，且中美企业都对增加对外投资表现出浓厚兴趣。美国的领导人应当重启BIT谈判，达成双边投资协定（bilateral investment treaty），为负面清单上的限制性行业设立清晰的市场准入规定。我们应采取具体行动，推动中美关系朝着积极的方向发展，克服因安全和经济风险带来的恐惧。

其实中国已经意识到，加快外国直接投资政策的自由化进程的重要性。在过去两年中，中国已大幅整顿对内投资管理方法，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明确了“限制类”和“禁止类”的特定投资类型。《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2017年修订）》于7月28日起生效。我以为目前这份更新版的《目录》对美国公司的市场准入放得还不够宽。中国政府可以考虑在某些对于美国而言十分重要的领域单方面消除壁垒，以体现中国在这一问题上的诚意。

美国必须尽其所能阐明限制性行业的负面清单，而不是使投资筛选过程进一步复杂化。非常遗憾的是，在美国新政府的领导下，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的行事效率已经变得格外缓慢和难以预料。史蒂芬·姆钦（Steve Mnuchin）财长需确保CFIUS的一致性和高效性，避免审核过程政治化。

中国处于产业调整阶段，美国完全可以通过相关机制将中国在制造设备方面的绿地投资项目引进美国，以创造新的就业机会、税收和其它福利。近几年来，南卡罗来纳州就吸引了三项中国绿地投资项目：吉利控股集团旗下的沃尔沃汽车斥资5亿美元兴建其首座整车厂，厂房投入使用后将雇用2，000名工人；中国玻璃纤维制造商巨石集团投资3亿美元建设玻璃纤维工厂，这将创造400个就业机会；中国知名企业佳通轮胎在当地建设了一座占地1，100英亩（约445万平方米）的生产和分销中心，这将创造1700个就业机会。

加勒比飓风肆虐，再次给美国基础设施敲响了警钟。休士顿这样的大城市，雨水排放系统都已落后，老化的管道和水坝无法应对洪水的凶猛来袭，这些都是造成人员死亡和城市被大面积破坏的原因。我们急需修复美国老旧的道路、桥梁和水坝，政府也应当把大型基础设施项目的融资列为重中之重。

这方面，中国资本可以助美国一臂之力。基础设施建设领域，中国企业拥有丰富的经验和专业知识。美国联邦和地方政府应该探索PPP等模式为本国的基础设施建设引入中国资本，这也会给美国工人提供就业和培训机会。中美年贸易额达6，500亿美元，中美双向直接投资额达600亿美元，有什么比和最具战略意义的贸易和投资伙伴达成投资合作更具商业和社会价值？中国正试图遏制“非理性”和高风险的海外投资项目，而由美国政府支持的基础设施对中国投资者而言是一项低风险、高回报的高品质项目。

总而言之，中美两国必须为避免贸易战争，寻求容易实现的目标并共同努力。虽然双方仍然需要时间解决严重的分歧，但短期内可在几个方面取得实质性进展。我们承受不住全球保护主义的恶性循坏带来的后果。让我们重塑信任，让中美重新回到互惠互利贸易关系的正常轨道。(编辑 祝乃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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