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黄奇帆的3次演讲

　　今年全国两会，黄奇帆卸任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其后，黄奇帆以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原副主任委员、重庆市原市长的身份参加了多次公开活动。

　　5月19日，2018清华五道口全球金融论坛在清华大学新清华学堂举办。黄奇帆发表了题为“资本市场与实体经济”的演讲。

　　以下是演讲全文：

　　一、今年是我国改革开放40周年，40年前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我们党摈弃了教条主义，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摈弃了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路线，确定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国家建设由封闭转为开放，由人治转为法治，由计划经济转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经过4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社会和经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这个变化中，一个重中之重的变化就是中国资本市场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到今天已然成为世界第二大规模的资本市场。

　　二、中国的资本市场，在90年代初在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的倡导和推动下，于90年12月成立上交所、91年5月成立深交所时起步。至今28年来，采用了摸着石头过河、先探索试点，再规范发展（认购证、文化广场作交易大厅）；先重点突破，再整体推进；企业流通股权实行先增量后存量，先股权分置再实施全流通；IPO上市先搞审核制，等条件成熟后再搞注册制；管理上先政府规章再法治化覆盖。20多年来，面对一个新生的初级市场，一个新兴加转轨的市场，面对着各种客观存在的体制性问题不可能一下子消除的局面，法律的制定和健全完善也有一个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的现实，我国政府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方针，既不搞洋教条，把西方成熟市场规则照搬照套，也不搞摊贩市场式的误打误撞；既有问题导向，切实解决问题的政策措施，又有目标导向的顶层设计、系统配套。想想近十年IPO发行闸门多次开开关关，经常为人诟病，这其中包含着管理层多少兼顾改革、发展、稳定的理性判断，以及尊重现实的无奈。当然，我们的资本市场也遇上过经验不足的失误，比如2015年因高杠杆配资管控不到位引发的股市泡沫的教训和2016年初熔断机制实施带来断闸停摆的教训。中国资本市场尽管有这些坎坷，还是克服了各种困难，有了长足的发展。想想西方成熟市场已经有了200多年的历史，其中有70多年大起大落、制度混乱、作奸犯科盛行的情况，我们20多年遇上的这些问题、困难，真不算什么大问题，都是发展中的问题，成长中的困难，都得到了稳妥的化解。现在，资本市场规模逐步壮大了，法制建设逐步到位了，信息披露逐步规范了，监管体系逐步健全了，国际化合作体系逐步突破了。总之，20多年的中国资本市场坚持了社会主义市场化方向、法制化需求、公开化制度、国际化导向。20多年来，在***的领导下，我国资本市场在探索中前进，在改革中创新，在总结教训中积累经验、改进管理方法，走出了一条符合市场规律和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每想到此，我们这些改革开放的过来人，不由得心潮起伏、倍感振奋。

　　三、资本市场对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具有六方面的重要功能。

　　（1）极大地推动了国民经济健康发展。到2017年，中国资本市场总市值接近50万亿元，上市公司总营业额超过百万亿元，利润三万多亿元，包括上市公司债务在内的总资产约100万亿元，在中国经济总量中占有半壁江上的分量。资本市场的发展不仅推动了经济持续发展，并且大大提升了经济总量和企业规模。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资本市场既是中国经济的前进动力，也是企业腾飞的翅膀。

　　（2）实现资源优化配置，推动经济结构、产业结构高质量、有效益的发展，资本市场的独角兽制度，风险资本投资机制能极大地促进企业科技创新。以资本市场的逐利特性、用脚投票的资源配置机制，极大地促进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3）完善法人治理结构，推动企业实施现代企业制度。现有的国企民企，一旦成了上市公司，既受到证券公司、会计事务所、律所训导，又受到交易所、证监部门监管，理念上、行为上会发生根本性变化，成为有激励有约束的理性的行为法人，不仅会增强股东意识、公司治理概念，而且通过强制性信息透明度原则倒逼上市公司管理层形成讲真话、不讲假话的行为人。

　　（4）健全现代金融体系。传统金融体系是指以商业银行为基础的金融体系，现代金融体系是指以资本市场为基础的金融体系，不仅仅具有媒介资金供求关系的机制，而且还具有能够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分散风险和分享财富成长三大功能的机制。资本市场发展好了，能改善国民经济的宏观杠杆率过高的问题，降低全社会融资中过高的债务比重，把储蓄转化为投资、债权转化为股权，还能有效的消除中小企业融资难、民间融资不规范、非法集资、金融欺诈等问题。

　　（5）让老百姓增加致富途径，将改革开放、经济发展的成果惠及老百姓。资本市场加快了社会财富特别是金融资产的增长，以前中国人主要靠增量来增加家庭财富，现在可以用存量来增加财富。国际资本市场的经验表明，如果从50年到100年的时间跨度来看，股票、房地产、国债、黄金四方面的投资收益最高的首先是股票，第二是房产，第三是债券，最后是黄金。总之，资本市场提供了与经济增长相匹配的财富成长机制，建立了一种人人可以参与财富的分享机制。

　　（6）为社会主义公有制探索了高质量有效益的实现形式。马克思恩格斯在100多年前就深刻地指出，股份制和股份合作制是一种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国企改革方向是混合所有制，也是要求国企转制为股份制、股份有限公司。而上市公司恰恰是最规范最典型的股份公司。作为公众公司，上市公司理所当然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一种最佳的实现形式。

　　过去28年中，资本市场上这六种功能已经在国民经济中逐步体现出来，今后二三十年必将更深刻的显现出来。当然，中国资本市场目前还存在着不少需要进步的地方，概括起来大体有九个方面：一是总量还小，国民经济证券化率不到50%，还有巨大成长空间；二是交易所竞争力不够，交易品种和数量还不丰富，商品期货和衍生品市场有待发展，债券市场发展滞后。三是市场分割，比如A股、B股、香港红筹、H股，债券分为银行间中票和交易所债券，这些市场分割降低了资本市场的有效性。四是发行机制不健全，注册制还没到位。五是退市制度不健全，目前总体上还只有说法，还没有真正到位。六是上市公司整体质量和治理水平有待提高。七是证券公司综合实力、竞争力较弱，主要靠经纪业务支撑，直接投资、并购顾问能力不高，证券公司行业集中度太低。在成熟市场，前10位的证券公司一般能占到全行业的业务量的60%甚至75%，我们现在不到30%。八是投资者结构不合理，散户投资者多、机构投资者少，保险资金、养老金投资规模小，PE发展不规范、运作模式、风险管理、资金来源和托管方式都有问题。九是发展和监管的法律体系和法律制度建设需要加强。

　　面对这些问题，我们要按******要补上资本市场发展短板的精神要求，加快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建设，积极发展多样化的投融资工具，大力培育多元化的投资者群体，切实加强资本市场的诚信建设，坚决打击证券期货市场违法违规行为，范范和警惕区域性系统性金融风险，为把资本市场建设成为经济发展发动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杀手锏，产业升级和创新驱动的推进器，老百姓致富的财富通道而努力工作。我相信，到2050年，中国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时，中国资本市场一定会成为我们现代化强国的重要标志。

　　5月12日，中国社会科学院“一带一路”国际智库正式在京启动。黄奇帆发表题为《“一带一路”倡议与新型经济全球化》的主旨演讲。本次活动，他还有另外一个身份——中国社会科学院“一带一路”国际智库专家委员会副主席。

　　全文如下：

　　各位嘉宾、各位朋友，女士们、先生们：

　　上午好！中国社科院设立“一带一路”国际智库，是落实***主席加强新型智库建设要求的重大举措，是聚共识、汇众智、合力推动“一带一路”建设的实践行动。能够成为智库一员，我深感荣幸，将尽己所能，多谋发展之计，多献务实之策！

　　2013年，***主席提出“一带一路”伟大构想，引起世界各国广泛共鸣。5年来，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积极支持和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共同秉持亲善惠容，坚持共商共建共享，持续推进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一批重大项目落地生根，众多发展难题成功破解，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累计超过600亿美元，同沿线国家贸易总额达到了4万亿美元。“一带一路”建设正从理念转化为行动，从愿景转变为现实，“朋友圈”不断扩大，影响力日益增强，联合国大会、联合国安理会等重要决议也纳入了“一带一路”建设内容。实践证明，“一带一路”倡议顺应时代潮流，适应发展规律，符合各国人民利益，既为我国改革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也为世界经济复苏、各国合作发展和全球治理变革贡献了中国智慧、提供了中国方案。

　　一、“一带一路”塑造新时代我国对外开放五大特征

　　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告诉我们，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必然落后，经济全球化是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过去几十年，我国坚持对外开放基本国策，坚持打开国门搞建设，在开放领域形成了5个特点：一是引进外资为主，以弥补国内资本匮乏；二是鼓励出口为主，以发挥劳动力和要素成本比较优势；三是沿海开放为主，以充分利用沿海区位优势；四是货物贸易为主，重点发展加工制造等实体经济；五是适应和融入国际贸易规则为主，以开放倒逼改革、促进发展。这样的开放模式，推动我国成为了世界第一贸易大国和第二大经济体。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全球经济复苏缓慢，西方贸易保护主义抬头，“逆全球化”思潮暗流涌动，对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格局带来严峻挑战。我国经过几十年快速增长，国内劳动力成本和经济要素成本上升，开放型经济发展的基础和条件发生深刻变化。***主席准确把握经济全球化新趋势和我国对外开放新要求，提出“一带一路”倡议，极大改变了国家开放格局，推动开放向广度、深度、高度不断拓展，形成了五个新的时代特征：

　　一是从引进外资为主，转变为引进外资和对外投资并重。2010年—2017年，我国每年实际利用外资从1057亿美元稳步增加到1310.4亿美元，增长23.9%；同期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从590亿美元增加到1200.8亿美元，翻了一番多。我国正从贸易大国转为投资大国，从商品输出转为资本输出，这是开放型经济转型升级的必由之路。

　　二是从扩大出口为主，转为鼓励出口和增加进口并重。近几年，我国商品进口增长率一直快于出口增长率。2017年，全国货物进出口总额27.8万亿元，其中，出口15.3万亿元、增长10.8%，进口12.5万亿元、增长18.7%。当今世界，出口大国未必是经济强国，但进口大国一定是经济强国。我国进口规模的持续扩大，不仅有利于产业转型升级，满足老百姓（75.650，-2.21，-2.84%）消费需求，还必将增强我国在世界经济舞台上的话语权。

　　三是从沿海地区开放为主，转变为沿海沿边内陆协同开放、整体开放。随着“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实施，中西部地区内陆开放高地建设明显提速，正在由过去的“跟随跑”变为“齐步跑”甚至“领先跑”，我国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格局正加速形成。

　　四是从关贸总协定和WTO框架下的货物贸易为主，转变为FTA框架下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共同发展。在双边和多变自由贸易协定框架下，近年来，我国服务贸易呈现快速增长之势。2010年—2015年，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从3624亿美元增加到7130亿美元，年均增长14.5%，为同期世界服务贸易进出口平均增速的2倍。2017年，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达到4.7万亿元，有力促进了我国外贸结构的持续优化。

　　五是从融入和适应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为主，转变为积极参与甚至引领国际投资和贸易规则的制定修订。我国以“一带一路”倡议为引领，高举合作共赢旗帜，积极参与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成为开放型世界经济的积极倡导者和坚定推动者，展现了中国智慧和大国担当。

　　这些新特征，将贯穿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过程，推动我国以更高层次的开放格局参与经济全球化，推动世界经济朝着“创新、活力、联动、包容”的方向发展。

　　二、“一带一路”带来内陆开放五大新变化

　　***主席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就是要以互联互通为着力点，促进生产要素自由便利流动，打造多元合作平台，实现共赢和共享发展。此举，在促进沿线国家经济大融合、发展大联动、成果大共享的同时，也使中国内陆地区突破了地理困局，从开放的“末梢”一跃转为开放的“前沿”。

　　一是打通了开放通道。过去，我国对外经贸主要依赖海路。自首趟中欧班列开通以来，重庆、成都、西安、武汉、郑州等城市纷纷开通中欧班列。现在中欧班列国内线路已增至61条，通达欧洲13个国家、41个城市，累计开行班列突破7600列。依托中欧班列，中西部城市大力发展江海、铁水、铁空联运，进一步联通了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空中走廊方面，全国前十大机场，北上广深杭占据6席，成都双流、昆明长水、西安咸阳、重庆江北占据四席，中西部地区在“一带一路”区域联通和经济合作中，开始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二是形成了口岸高地。以前，我国口岸主要集中于东部沿海，内陆货物进出口必须运到沿海通关，可谓“一江春水向东流”。近年来，国家陆续在内陆腹地设立了100多个国家级口岸，一批汽车、粮食、肉类、木材等进出口指定口岸也相继建立。海关体系还全面推进“单一窗口”建设，与“一带一路”沿线20多个国家实现“信息互换、监管互认、执法互助”，形成了便捷高效、畅通安全的通关模式。

　　三是设立了内陆保税区。保税区具有“境内关外”特征，叠加着海关各类优惠政策，集中了保税物流、保税加工、保税服务、保税贸易等多种功能，是发展开放型经济的重要载体。随着“一带一路”建设提速，国家在广西、重庆、四川、贵州等20个中西部省市区设立了30余个保税区，打破了内陆地区不沿边、不靠海不必也不能设立保税区的既有格局，带动内陆地区开放步入了新阶段。

　　四是增添了开放平台。国家相继在中西部布局了重庆两江、甘肃兰州、陕西西咸、贵州贵安、四川天府、湖南湘江、云南滇中、黑龙江哈尔滨、吉林长春、江西赣江等10个国家级新区，中新互联互通项目也落户重庆。近几年，国家布局的11个自贸试验区中，内陆省份就占了5个，河南、湖北、重庆、四川、陕西均建起了自贸“试验田”，内陆开放加速迈向全国前沿。

　　五是构筑了开放型产业。借着“一带一路”建设的东风，我国内陆地区打破以往“碎片化”格局，按照产业链垂直整合、集群发展的思路，加快承接加工贸易转移，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产业结构和质量明显改善。5年来，中西部地区生产总值由25.6万亿元增至38.2万亿元、年均增长8%以上，进出口总额增加到了4.2万亿元、占全国进出口总额的比重有了重大提升，内陆开放发展的星星之火已呈燎原之势。

　　三、“一带一路”建设重在资源优化配置

　　“一带一路”认同的是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遵循的是共商共建共享原则，目的是造福世界、造福人民。***主席强调：“‘一带一路’建设要以开放为导向”，“推动构建公正、合理、透明的国际经贸投资规则体系，促进生产要素有序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市场深度融合。”“一带一路”建设重在聚焦“五通”，依靠制度创新和规则完善，促进资源优化配置。这方面，现代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具有低成本、高效率、轻资产的特点，是优化资源配置的重要选项。可从五个方面进行探索：

　　一是加强物流联通。物流是经济增长的“加速器”。“一带一路”沿线各国拥有丰富的资源、较好的产业和基础设施条件，现在的问题是点状分布、缺乏联通。应加快建设跨区域物流网，大力发展多式联运，推动陆上、海上、天上、网上“四位一体”联通。尤其要聚焦关键通道、关键城市、关键项目，联结陆上公路、铁路道路网络和海上港口网络，打通中蒙俄、新欧亚大陆桥、中国—中亚—西亚、中国—中南半岛、中巴、孟中印缅六大经济走廊，推动沿线国家和地区互通有无、优化资源配置。

　　二是促进金融融通。金融是现代经济的血液，血脉通，增长才有力。今年4月，***主席在亚洲博鳌论坛上，作出大幅度放宽金融业市场准入的承诺，准备推出“放宽银行、证券、保险行业外资股比限制”“加快保险行业开放进程，放宽外资金融机构设立限制，扩大外资金融机构在华业务范围”等系列举措。应当抓住这一历史机遇，重点围绕满足投融资、统一货币结算和金融服务三大需求，创新投融资模式，完善金融服务网络，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强有力的金融支撑。

　　三是发展“丝路电商”。近年来，我国跨境电子商务保持年均30%左右的增长，去年交易规模达到7.6万亿元，占全国进出口总额近三成。据测算，2020年全球跨境电商市场规模有望达到1万亿美元，跨境电商已成为国际贸易竞争新的制高点。“一带一路”覆盖65个国家、44亿人口，是巨大的市场。我国阿里巴巴、京东、苏宁等电商企业已有较强实力，应落实商务部“丝路电商”设想，支持电商平台走出去，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建立电子商务合作机制，真正实现“买全球，卖全球”。

　　四是壮大云计算大数据服务。当前，我国云计算已经铺就覆盖全球主要互联网市场的“普惠道路”，发展云计算大数据服务独具优势。应加快落实“数字丝绸之路”构想，推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数据信息服务、互联网业务和国际通信业务领域的互联互通，积极拓展数据通信、存储、处理、软件开发等业务，打造云计算大数据产业集群。

　　五是拓展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研发设计、专利技术、工程咨询等资本技术高度密集，是服务贸易的高端领域，也是提升国家竞争力的重要环节。我国正在深入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已经形成了一批发明专利、技术标准和核心知识产权，应当以更加积极的姿态融入“一带一路”创新网络，打造专业技术交易网络平台，发展面向沿线国家的技术转移、知识产权等技术服务贸易。

　　女士们，先生们！“一带一路”建设已经迈出坚实步伐，接下来是乘势而上、顺势而为，推动它行稳致远、继往开来。这就要凝聚各方智慧力量，“一带一路”国际智库成立恰逢其时。我们应当用好这个平台，争做思想的集聚地，汇集各国政要、商业领袖和学界精英，集思广益，碰撞思想的火花；争做政策的策划者，聚焦“五通”，围绕建设和平、繁荣、开放、创新、文明之路，把方向、出思路、提建议；争做沟通的新桥梁，与沿线国家和地区密切交流往来，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凝聚各方共识。我坚信，“一带一路”国际智库大有可为、大有作为，一定会为“一带一路”建设添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谢谢大家！

　　3月30日，“亚布力论坛理事张家港行暨第四届‘港城合伙人’峰会”举行。黄奇帆发表了“新时代的企业战略转型”主题演讲。

　　以下为演讲内容：

　　在党的十九大和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对当前中国经济提出了一个重要的任务：在走富国之路、强国之路的时候，一定要抓好去杠杆、防风险的工作，并且把它作为今年三大关键性的重点任务，包括扶贫、环保在内，首位的、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去杠杆、防风险。

　　需要着力解决的是非金融企业债务

　　对我国来说，去杠杆，除了实体经济的各类企业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和各类金融机构去杠杆、防风险之外，还有一个整体上的国民经济的去杠杆。目前，我国的宏观杠杆率是比较高的，去年的统计数据表明，包括政府的债务，居民的债务和非金融企业的债务加在一起差不多是GDP的250%，在世界上处在较高的位置。

　　在这三大部分的债务杠杆之中，问题比较突出的是企业的债务杠杆。政府的债务大家说得比较多，中国政府去年底包括地方和中央政府的总债务是29.95万亿人民币，GDP是80多万亿元，占比约36%。而现在的美国政府债务是21万亿美元，美国的GDP总量是20万亿美元，政府的债务是GDP的105%。美国政府债务中，有一个情况值得注意，谈美国政府的债务只是谈美国联邦政府的债，美国50个州的债没有统计在21万亿美元里面，比如加州或者像底特律这样的更低一个层级的政府债务并没有包括在内。而我们中国政府债，是包含地方政府的，通通算在一起没超过GDP的50%。所以，从总体上说，我们的政府债不是最危险的事，只要对今后的增量包括地方政府潜在的债务能够防控、管制得好一些，这个不是最大的问题。居民的债务包括老百姓买房子的按揭贷款，过去几年增长得比较快，目前加在一起是47%左右。今后，我们不要像过去三五年那样高速增长，把这个增长势头往下压，在今后相当长时期内保持居民部门负债率在GDP的50%以内，我认为是比较安全的、合理的。

　　所以，中国经济真正成问题、需要着力去解决的是非金融企业的债务，这个债务占GDP的160%左右，这个量是非常大的。我们的GDP是80多万亿元，企业债务有130多万亿元，这个160%和政府的、居民的债务率加起来，总的宏观杠杆率接近250%，是世界上较高的水平。如果我们能把企业的债务率降一部分，比如能降50个百分点，那么中国的宏观杠杆率就能降到200%以内，就会好得多。所以，宏观经济去杠杆的要害，在于去企业的债务。同样拿美国来比较，美国的企业债务占美国GDP的比重是70%不到，而我们要比美国的企业债务比重高一倍，从这个概念上来说，大家一看就知道，问题焦点、要害是在什么地方。

　　企业去杠杆更要靠提高股权融资比例

　　那么，怎么解决这件事呢？一方面，在微观上、在结构上，我们对各类工商企业要按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要求，狠抓“三去一降一补”，帮企业去过剩的产能、去库存、去杠杆、促使企业增加利润、降低成本，有效地降低具体企业的债务。另一方面，在企业管理上要更多地从财务上考核和要求企业家，做好每个企业的现金流管理，不能弄得资金链断了；强化每个企业的资产负债率管理，不能总是80%、90%地负债，不能盲目地为了扩张、为了收购兼并，甚至到了8000亿元、9000亿元债务，还敢千亿、千亿地举债，在世界各地疯狂地收购兼并，最后把自己搞到资金链断掉，这类高杠杆冒险应该受到严格的约束和管控。不仅是金融机构要约束管控这类杠杆贷款，企业家、董事会自己也该留有余地，要有这方面充分的意识，管控好现金流、管控好资产负债率，管控好自己的亏损或者效益。

　　再一方面，千做万做，赔本的生意别做，产能过剩的生意别做。一个企业千万不能以为自己聪明能干、竞争能力强，过剩的恶果都是别人承担，我的企业在过剩的领域里照样能够跑马圈地，能够拔得头筹，能够取得良好效益，这都是过分自信的表现。在市场经济里，一个行业有10%~20%的过剩是正常的，这个百分之十几、二十正好是优胜劣汰、动力所在，促使一些劣势企业、劣势产品被淘汰出局。但是如果这个行业有30%以上的过剩，比如有40%、50%的产能过剩，就会出现全行业亏损。覆巢之下，安有完卵。对企业家来说，千万不要在产能过剩行业再去增资扩产。总之，要在财务指标上，在发展的前景上，控制好自己的业务的方向、业务的范围，使自己处于不败之地。这是讲微观，是讲具体的产业行业结构中企业去杠杆、防风险的一些问题。

　　从宏观上说，我们企业部门高杠杆有一个根本性的原因，就是中国的资本市场目前还处在不成熟状态，尽管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已经跑了27年，但目前还处在不健康、不健全、不理想的状态。******在去年7月份的金融工作会议的讲话中非常深刻地指出，中国的资本市场是中国金融的一块短板，金融市场一方面在银行理财业务、非银行金融企业资管业务等方面发展过度，另一方面资本市场发展不足，目前还是短板，是瓶颈。由于资本市场发展的短板、瓶颈，使得我们国民经济的宏观融资比例出现了问题，比如去年全社会新增的融资，债权融资占90%还多一点，股权融资10%不到，这是什么意思呢？企业银行贷款是债务，信托融资也是债权，各小额贷款更是小高利贷性质的债权，即使是在资本市场上发的债券，或者在银行间市场上发的中票，也都是债务。中国总的新增融资90%以上是债权，只有10%不到是股权，这样的市场融资结构如果长期存在，我们的国民经济的高杠杆、非金融企业的杠杆还会越来越高。如果现行非金融企业的负债率是70%，而这些企业每年新增的融资量总是90%的债务、10%的股权，由此类推，这些企业几年后的资产负债率就不是70%，而是80%甚至90%。

　　讲这段话的意思就是，我国国民经济的融资结构在体制机制上缺少股权融资，抓好资本市场发展、提高直接融资特别是股权融资比例，是国民经济去杠杆、防风险的关键措施。

　　2013年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一共16章60个条款，其中第四章讲到资本市场、金融市场改革时，特别讲到了一句话，就是要解决好中国工商企业股本的市场化补充机制，这句话深刻地指出了解决国民经济高杠杆率，特别是企业高杠杆率的关键所在。这是我们的心病，是要害之处、瓶颈之处，必须着力去解决。解决这个问题既要靠工商企业自身的利润积累，滚成资本，从微观结构上去解决一些问题，更要靠资本市场、股权融资市场的发展，从国民经济融资的整个体制机制上解决问题。整体上讲，如果每年全社会新增融资中股本融资能占50%以上，形成债务融资、股本融资各50%的格局，企业融资高杠杆问题就能有一个根本性的好转趋势。

　　退市制度到位，注册制就能顺理成章出台

　　从2009年到2017年的最近七八年，在美国全社会每年融资里，企业融资的70%来自股权融资、30%是债权融资，我们却正好倒过来。所以，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办法是发展健全的资本市场，不光是A股市场，还包括场外的、场内的多层次资本市场，总之是股本融资市场。这个市场的龙头是什么呢？当然是A股这个主板市场，包括私募基金、OTC在内的各类股权投资，投资的目标最终还是要上市的。所以，主板市场如果不健全，其他多层次的场外市场也不会发展顺利。总之，提高股权融资比例的关键在于资本市场必须健康地发展好。

　　大家看我国资本市场，不管是20多年来，还是最近几年来，都会看到一个非常头痛的问题，就是很多的拟上市企业压在那里，曾经有六七百个企业排队要上市，形成堰塞湖。IPO一启动，发行了三个月或者半年，发行的量多了，资金抽水抽得多了，股票指数就往下掉，掉得受不了就停下来。停下来以后半年一年又启动，周而复始。最近十几年，已经有过七次停发整顿、开开关关的情况。

　　仔细想想，也不是不想IPO正常运转，谁不想呢，都希望正常发行。但是一旦发行上去以后，过了一阵子，股市跌了个百分之二三十，股民也好，公司也好，社会各方面又会感觉到受到了发行的压力，不得不倒逼证监会停止发行。这样周而复始的现象不是谁聪明不聪明的问题，也不是管理者能力强和弱的问题，本质是一个体制机制的问题，就是我们的股市发行缺少两个基本制度——一个是注册制，一个是退市制度。

　　在资本市场的制度建设中，除此还包括投资者保护制度、信息披露制度、各种违规案件严厉惩戒制度等许多制度。在所有的制度中，有的是树根、树干性的，有的是树枝树叶性的，而注册制和退市制度就是根基性制度。在这两个制度中，注册制是方向，退市制度是前提。

　　对比美国上市公司一年退市有百分之八到十，中国只有百分之零点几、百分之一，甚至有些年几乎没有退市的。自1990年上证所成立以来，全部退市的股票数量只有100多个，2009年后有些年一个都没退。尽管证券法有退市这个要求，但实际操作中没有真正到位，缺少具体的规章制度法规、操作的程序。总之，市场化的退市不存在，市场化的上市也无法推进。只进不出、只吃不拉，人活不了，退市制度不建立好，企业上市也无法正常制度化。目前，注册制出台最大的障碍就是退市制度还没有到位，什么时候退市制度到位了，注册制就能顺理成章地出台。

　　成熟的资本市场往往有两个情况：一是每年上市的企业和退市的企业大体相当；二是每年退市企业中，主动退市和被动退市企业大体相当。纽约华尔街上市的股票，上世纪80年代就有3000多个，美国每年上市有两三百个企业，十年就有两三千个，20年就四五千个，长此以往会不会变成一万个？没有，现在还是3000个。为什么会这样？因为进退大体相当。有些年退市数量大于上市数量，若干年后累计，退市和上市的大体相当。比如，2009年退市200多个企业，上市100多个，退得多了点，但从过去10多年来看上市和退市差不多。

　　看到这样的场景，你就会想象，每年的3000多个上市企业中，垃圾一点的，效益不好的，经过长期考验指标不达标的，就会退出市场。然后不断有优秀的新的企业上市，这些新企业有的哪怕现在还没盈利，但它往往是前景很好、日长夜大的独角兽企业。这样的股市年年进行结构调整，越调越好，股市市值也会越做越大。国民经济的最有效的利润都集中在上市的企业中，股市也就成了国民经济的晴雨表。

　　从这个意义上讲，优胜劣汰、有进有出、有呼有吸是股市健康发展的生命之基。如果只重视上市方面怎么快速健康有效的发展措施，在退市方面不下功夫、不啃硬骨头，市场就不会健康发展。

　　退市怎么退

　　刚才着重讲了退市制度建设的重要性和它的意义。那么大家又会问，退市怎么退？

　　前面谈到，成熟的市场有一个现象，就是它既有强制的退市，又有主动的退市。退市企业的总数里，主动退市和强制被迫退市的数量大体相当。经常出现的场景是主动退市大于强制退市的数量，对主动退市申请的，也是注册制管理，只要合法、没有猫腻，退市方便有效，退得光明磊落，干净利落。

　　在强制退市方面，三种情况要无条件地强制退市。第一种，上市过程中造假的。凡在新股IPO过程中造假的，上市以后一旦发现，采取零容忍措施，无条件退市。这没有任何人会同情，一票否决。相关联的证券公司、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也要“陪绑”，受到相应的惩罚。第二种，你已经上市了，每年都有年报，都有信息披露，披露时如果造假、欺瞒，最后查实信息披露的造假问题，涉及刑事犯罪性质的，董事长、总经理等关键的当事人被依法处理了，只要这个案子的信息披露案件犯错性质达到了刑事案件的档次，这个企业就要强制退市。第三种，企业本身连续若干年经济指标达到退市标准，依法强制退市。这三种强制退市，无条件执行，任何企业碰上就退市。长此以往，形成惯例，形成习惯，不会吵架，不会不稳定。关键是执法的力度，制度规定的明确。

　　那么另一方面，主动退市这一环呢？当然也很重要，它是降低退市成本、保持退市制度常态化运行的重要手段。

　　这方面，也有三类，一种是董事会根据企业某种特殊情况，比如考虑从这个市场退出到另一个市场上市，只要没有违法，申请之后该退就退。第二种它可能意识到自己今后几年随着经营发展，它的行业趋势、企业状况已无法达到上市要求，与其被强制退市，不如主动退市，改弦更张，另起炉灶。还有一种主动退市是，自己的企业要退，有人愿意收购、借壳上市也是主动退市的一种，就是说原来垃圾企业退市了、退出了，优质没上市的企业借壳以后上市，也是原企业的主动退市。

　　总之，主动退市有各种类型，强制退市也有各种类型，只要把这些类型企业退市过程法治化、市场化、公开化、制度化，而且非常严格地推进，每年就会有两三百家企业正常退市，也有两三百家企业正常上市。资本市场优胜劣汰的基础生成了，注册制和退市制度的法治形成了，再加上信息披露制度、对各种违法违规行为严厉打击制度、对投资人的保护制度、上市公司上市和退市的审查不再由证监会审查而是由交易所作为市场的管理机构来审核，整套配套制度匹配到位，整个资本市场法规体系中树根、树干、树枝、树叶性质的制度也就完整丰富了。

　　总之，资本市场法治最重要的制度就是注册制的法制和退市制度的法制，以及投资人保护制度的法规、违规违法行为打击的法规、信息披露的法规、证交所对上市企业退市审核监管的规章。做好这些资本市场就会健康发展。

　　我们欣喜地看到，这两年，证监会和国家有关部门，按照中央的要求，对推行注册制相关联的投资人保护制度、上市公司正常化常态化上市制度、信息披露制度以及交易所怎样加强交易监督管理，都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在上市公司审查方面，最近请了一批交易所的管理人员一起参加证监会的发审和审查，这就为今后最终实施注册制由证交所承担上市公司注册上市的业务审查管理工作，创造了无缝对接、平滑过渡的条件。可以说，证监会最近两年为注册制最终推出做了许多卓有成效的基础性工作。

　　特别是在退市制度方面，大家注意到，最近几个月证监会对退市制度的管理也出台了若干基础性规章文件。所以，我相信再过两三年时间，到2020年时，我国一系列重要的资本市场制度体系和管理的措施将会系统到位，注册制和退市制度也会同步生效。由此，我相信，今后十年，中国企业股权融资比重会出现大比例的提升，国民经济证券化率将从现在的50%左右提升到100%左右，企业债务杠杆率会大幅下降，中国宏观经济杠杆率也将会有较大幅度下降，建立中国企业股本的市场化的补充机制这个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目标也一定会实现，中国的资本市场一定会成为全球资本市场中最重要的市场之一。

　　资料来源：清华五道口全球金融论坛、社科院、第一财经

责任编辑：张义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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