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发展的下一个风口在哪里？有这么一个见解：乡村经济可能会是其中之一。

    这个看法的背景是，最近几年，农村消费品零售额高速上涨，以网购为代表的农村互联网迎来爆发式增长，以农家乐为代表的乡村旅游成为城里人周末放松的重要方式。惠州周边县区的不少村镇的旅游项目也已初具规模，成为不少贫困村的致富途径之一。

    在城镇化持续推进的当下，一个逐渐被更多人所感知的趋势是，城市对村民的吸引未曾减弱，乡村对市民的吸引正在增强。

    然而，当城里人再次回到乡村，多少会发现和记忆中的乡土有着或多或少的差异。无论喜欢与否，改革开放初期的乡村和现在的乡村，已经发生重大的变化。常住人口的流动性和复杂性替代了以往的稳定性、单一性，家庭内部成员以百里、千里为尺度的分散代替了传统的家族式聚居，借助现代交通，“海内若比邻，天涯有亲人”成为不少乡村的现实写照。

    旅游的市民再多，对乡村而言终归是游客，是过客。贫困人口如何就地致富，新农村建设如何拥抱充满机遇的未来，关键仍在于能否聚人心、合众力，在于农村的乡土天地提供了怎样的舞台让新一代村民愿意俯下身子，扎根发展。

    铁打的乡村流水的“兵”可探索“1+N”治理模式

    无人居住的村庄毫无意义，一个留不住新一代村民心思的新农村，一个无法凝聚年轻人精气神的乡村，再好的基础建设也只能是长期的资源浪费，再好的产业项目也必然走向倒闭撤资，到头来，原先的贫困人口也难以摆脱或离乡或返贫的窘境。

    从目前看，观背村的陈湘无疑是惠州驻村第一书记这一特殊岗位的“成功人士”，他的出现有其偶然性。但如果将视野放大、放远，可以发现，他的出现契合了农村发展的新变化。

    如果说，上一代农村建设的拓荒者是勇于向束缚农业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动刀的改革者，如今，带领新农村建设取得成绩的乡村干部更近似于创业者和企业家。陈湘在观背村通过壁画改变形象，打造“文化部落”，其运作方式更类似于文化产业上的孵化工厂，吸引创业者在这里聚集，而非传统意义上的“村干部”。

    一年多前，笔者曾与陈湘有过深入的交谈，他曾表示，如何凝聚人心，始终是他干事路上最大的难题。可以想象，对于一个外来者，要获取村民信任难，要了解村民心思难，要凝聚人心形成想干事能干事的氛围更难。

    然而，即使这些问题都一一克服，仍有制度上的瓶颈制约着驻村第一书记能量的发挥。

    限于乡村本身发展空间有限，扶贫干部在个人与乡村的前途上往往限于两难。任期结束便离开乡村，原先的工作半途而废，下一任初来乍到的后来者很难顺利接续，如果留在乡村，则可能对扶贫人员或第一书记的生活和发展造成影响，与此同时，“做得好就要一直留在农村”一旦成为定规，对部分扶贫人员来说，很可能形成不愿“出成绩”、不想“出风头”的顾虑，反而束缚了干事的手脚。

    有能力有想法的难以在乡村长年驻守，生于农村、老于农村的往往又缺乏带领贫困人口脱贫的眼光、能力和资源。这个问题没有根治，贫困人口的长久脱贫，乡村的长久兴旺，就难以实现。

    农村事业的主心骨，必须是一心一意在农村扎根发展，与此同时，为了避免发展陷入桎梏，也避免“一言堂”或“一家独大”，特别是确保国家政策在基层不走空，不走样，就必须引入其他机制予以辅助、引导和监督。

    从法制副主任到驻村第一书记，惠州现有做法很有借鉴意义，效果很好，但尚未将其联动起来。让村里扎根的负责人与法制副主任、驻村第一书记等，形成“1+N”或者“2+N”的治理格局，这样既可以让城市里有才能的人为乡村发展谋划、出力，同时不用长期脱离城市生活。

    拓思路而聚人心让乡村与城市联动起来

    近年来，惠州开展美丽乡村“三大行动”。乡村的环境靓了，村民的心态好了，前来的游客多了，各项基础设施建设也让乡村向城市看齐。

    不过，让乡村在保留良好生态和田园风光的同时，拥有近似于城市生活的便利，这只是在思想上留住新村民的第一步。发展空间有限才是阻碍他们将“归乡似箭”的心情化为回乡创业的最大障碍。发展空间从哪里来？笔者以为，从制度保障上来，从资源倾斜上来，从特色产业的发展上来，归根结底，从凝聚村民的人心，实现乡村与城市联动发展上来。

    比如，惠州的水好，空气好，能否在已有的农业专业镇基础上鼓励发展一批特色农业，能否形成更多大型农业企业？农业生产的自动化不断提升，能否将惠州电子信息产业的积累与农业机械的发展结合起来？“科研机构+大企业+小农户”的模式能否在更多乡村持续推广？除了旅游之外，乡村还能提供哪些城市所欠缺的稀缺资源？在上述“1+N”模式解决了乡村治理难题时，不断拓宽发展思路，乡村经济可能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新风口”。

    无论新农村建设，还是扶贫工作，既是需求端的再发力，也是供给侧的再优化——农村市场更加扩大，贫困人口也能对自己、对家人、对社会发挥更大价值，正是这一“新风口”的最大价值所在。要将其实现，就不仅需要一个主心骨或“1+N”治理团队，更需要想方设法凝聚更多村民的人心。

    对于留守乡村的老年人，要提供医疗和养老保障，对于外出打工的中青年村民，则通过距离乡村更近的城市经济发展，以及搭建更快捷的城乡交通，缩短他们的工作地与家乡的距离，对于读书年纪的新一代村民，一方面拓宽在城市入读并接受公平教育资源的渠道，另一方面持续加强乡村中小学教育力量的投入，让孩子与城市里的孩子享有相对接近的教育起跑线。

    要继续鼓励村民到城市，这是城镇化的必然需求，同时也要鼓励市民以各种形式参与乡村建设。一个新时代的“村民”，工作与生活的地点不一定还在乡村，甚至户口本上也不一定还在乡村，但只要他的工作与乡村发生关联，这种关联对乡村发展是积极的，在经济学的意义上，他仍是这个乡村的一分子，甚至对脱贫工作的贡献可能更大。

    南方日报惠州观察评论员 王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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