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整一下午，乔中坤感觉黄老师就像家中长辈，已经非常细致周到地为他把未来的发展都考虑到了。最后，黄大年握了握他的手，微笑着说：“中坤，欢迎加入我们的团队，你要做好心理准备，跟我做科研的日子会很苦很累，但一定很值得。”

　　很快，乔中坤就理解了什么是“很苦很累”。也理解了师哥师姐为什么打趣地说黄老师是典型的“一丝不苟的处女座”。

　　黄老师的笔记本电脑上，给每个学生都建了学习笔记和读书报告文件夹。不出差的时候，他会到实验室，挨个询问每个人近期学了什么、想了什么、遇到什么困难。出差了，他就在机场、车站和开会间隙通过邮件查改作业，或者开视频会议在线答疑。

　　写一份研究报告，每个文字、每个标点，黄老师都要反复琢磨、逐个推敲；做一个PPT，从配图到解说，他也要精心指点，出差途中想到什么也会立刻发来。

　　有一次，有学生把一个科学术语的大小写弄错了，黄老师提出要修改，那个学生嘟囔了句“其实业内人士都能明白”，结果黄大年严厉地批评道：“大小写区别很大，会导致多重理解，科学容不得半点儿马虎，更不能有丝毫懒惰。”

　　对团队师生的论文，黄大年也非常上心。他亲自指导、逐字修改，但拒绝署名，“要记住，做科研绝不是写写文章。要耐得住寂寞，坐得住冷板凳。”

　　有老师劝他，带学生差不多就行了，用不着管那么细。可他却认真地说：“我们的国家，太需要人才。现在多用点儿心，他们中就有可能出大师。”

　　在很多人看来，做科研可以出成果，带学生那是捎带手，可是黄大年心中，教师是他最看重的身份，因为他始终忘不了，在人生的不同阶段，那一段段胜似亲人的师恩。

　　初中时，由于父母被下放，黄大年被送到一所乡村“五七”中学寄读，半年才能见一次父母。学校里有很多优秀教师，多数是身体情况不佳的知识分子，他们清瘦、认真，尽心尽力地传授知识，温和儒雅地对待学生，像极了他的父母。

　　黄大年曾回忆说：“在这段经历中，我无意中接触到了中国式教父的形象。他们在求索知识的道路上坚毅、刻苦、顽强和清贫的品格深深地影响着我们。”

　　1978年2月下旬，经过4天3夜的长途跋涉，黄大年抵达长春火车站后，大老远就看见了举牌接站的老师。一位个头不高的老师一边关切地问他脚有没有因长途坐车而浮肿，一边帮他扛起行李一路送到学生宿舍。（未完待续）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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