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贸易是天堂，人人都想去，但都不想去得太早。

　　17世纪，史诗性的英荷贸易竞争及三次海战之后，斯密的“自由竞争”和李嘉图的“比较优势”横扫资本主义大脑，重商主义失去正统地位，自由贸易开始深入人心。

　　一晃300年。虽然贸易保护和竞争摩擦不断，但自由贸易在全球基本确立共识。二战后建立起来的多边贸易体系，推动了各主要经济体的繁荣，包括后来居上的中国，也包括规则的制定者美国。

　　但没有一成不变的格局。中国经济长达40年的高速增长，改变了整个世界的实力对比。中国从全球产业链分工的底层出发，从衣帽鞋袜到高铁飞机，从“破铜烂铁”到“基建狂魔”，从招商引资到输出资本，产业一点点升级，技术一点点突破，直至要在人工智能、新能源等头部工业弯道超车，在多边贸易体系中谋占上风。美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不可能“情绪稳定”。国家之间竞争，绕不过实力和利益。既然动了人家的奶酪，就不免被指责为“不守规矩”。其实最守规矩的人，是制定规矩的那个人。

　　中美贸易失衡非一日之寒，原因也很复杂，中国需要正视美国的关切，即使后者的诉求泛政治化；美国也需要尊重中国的实力，不能漫天要价，不能逼签城下之盟。

　　地缘政治过多地介入到经贸关系，经济账和政治账一起算，新账和旧账一起算，就容易成为糊涂账。如果说以前，中美关系还是因应箱体运行的规则，好不到哪去，差不到哪去，以后则可能需要面对布朗运动的不确定性，阴晴不定。中美仍要管控分歧，防止危机不必要的和情绪化的升级，仍要回到谈判桌上，但切忌误判。

　　承平日久，就觉得理所当然。在整整一个世代人的记忆中，全球化和自由贸易是自然而然的“政治正确”，却忘了大航海以来的500年、工业革命以来的300年，贸易的开放和保护，并不绝对，而是各领“风骚”。时移世易，人们的利益会变，看法会变，大道理反而抵不过小算盘。事实上，美国的逆差是个结构性问题，跟美元有关，跟消费有关，跟产业有关。美国工人的失业，不是贸易问题，而是科技问题。解决这些问题的成本很高，但找替罪羊很容易。

　　过去40年的中美打交道历史，足以固化我们的认知。因为人们总是习惯于依据过去的经验来推算未来的可能性。中国需要做好承受来自美国更大压力的准备，这既来自贸易、投资和汇率，也可能来自台湾、南海及周边。

　　远人不服，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当下的“文德”就是改革开放。我们保持战略定力的惟一方式，就是搞好自己的改革开放，用改革凝聚共识，用开放团结多数，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打开更大和更广的市场内生空间。这是最简单的常识，当然，也是最难实现的常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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