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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晨报首席记者　李　芹

　　儿歌　《让我们荡起双桨》　里有句歌词：“做完了一天功课，我们来尽情欢乐……”是很多人熟悉的童年回忆。而在全国政协十三届一次会议现场，在谈及中小学生减负问题时，全国政协发言人王国庆却以“孩子的功课动不动做到九十点，去哪儿荡起双桨？”，以此来表达自己对于中小学生减负问题的感慨。
　　事实上，对于中小学生减负这个话题，不仅王国庆认为要起而行之、迎难而上，让孩子们每天多睡半个小时、一个小时，来自上海的全国政协委员们也有很多话想说。

　　“孩子的书包越喊越沉”

　　王国庆的这番感慨是在全国政协十三届一次会议的首场新闻发布会上表达的。他说，为中小学生减负，长期以来一直是社会的一个沉重话题。
　　从1951年到2017年，国家围绕中小学生的减负出台过几十份文件。但恰如古诗云：“一山放过一山拦”。“几十年喊减负，有些地方，孩子们的书包越喊越沉，课外负担越喊越重，睡眠和休息的时间越喊越少。”王国庆援引了这样的一组数据：我们国家中小学生每天课外写作业的时间是2.82小时，时长已经超过全球平均水平的近3倍。
　　王国庆表示，学生减负涉及教育观、人才观和相应的制度机制等深层次问题，是一个需要综合施策、全社会共同发力才有望解决的系统工程。作为政府要优化管理，要进一步深化教育的综合改革，切实改变应试教育，全面实施素质教育，建立科学的评价体系，破除分数和升学率作为衡量学校的唯一标准，以此来营造学校、教师、家长、学生都减压的良好教学大环境。
　　对于家长呼声较高的各类校外培训，王国庆认为还是要加强管理，让课外培训成为学生素质教育的补充，而不是变成强化应试的“助推器”、家长和学生负担的“增压器”，更不能被有些人用来干扰我们的教育秩序，煽动社会焦虑情绪，成为他们牟取暴利的工具。
　　“中小学生减负确实是个大难题，但为了孩子们，别再仅仅是坐而论道，而应以真抓实干的精神，起而行之、迎难而上，用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劲头，一座一座地搬走年幼孩子们本不该承受的重负之山，让他们真正快乐地学习、健康地成长成才。”他如此表示。

　　不能仅停在少布置作业

　　事实上，从2007年起，上海将中小学生到校时间从原先的7:40分别推迟到8:00和8:15。但即便如此，学生们的休息时间并没有明显延长。在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等思想的作用下，不少家长都选择用各种各样的补习班来填满孩子的空余时间，课堂作业加上课外作业，学生们的休息时间反而更少了。
　　2017年11月，世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教育和技能部部长，“PISA之父”安德烈　亚　斯·施　莱　歇（Andreas  Schleicher）结合2009年以来PISA测试数据，在解读全球教育面临的机遇与挑战中指出，中国学生每个星期有60小时在学习，而芬兰、德国却只有这个数值的一半。
　　对此，长期在教育领域工作的全国政协委员胡卫深有感触——“中国基础教育负担过重，几成难以痊愈的全民痛点，以至于刚闭幕不久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着力解决中小学生课外负担重’列为非补不可的‘民生短板’”。
　　“我做错了什么，要陪孩子做作业”、“上海爸爸陪娃写作业气到崩溃”……诸如这样的话题背后是一个家庭被裹挟进课业负担的现状。胡卫认为，中小学生课业负担过重的后果是显而易见的，那便是偏离素质教育基本目标，严重影响学生身心健康发展，不利于创新型人才的培养。深入剖析学生学业负担过重的现状，其原因无非有三：一是学校应试导向尚未得到根本扭转；　二是各种传统但落后的观念仍深刻影响着学生家长；　三是各色各样校外培训机构“野蛮生长”加剧了学生课业负担。
　　全国政协委员、华师大副校长戴立益曾经担任过中学校长，在他看来，减负这件事情涉及到学校、家庭、社会三个方面，而所谓的减负必须厘清其核心是什么，而不是仅停留在少布置点作业、少点学习压力上面。

　　把学习主动权交给学生

　　“一些课业负担来自于简单而低水平的重复强化，比如反复抄默写。”戴立益认为这方面的“短板”应该由学校率先补上，教师应该对自己更有自信，减少低水平的简单重复，将重点放在更加有针对性、创造性的作业布置上。
　　“我的观点是精准控负。”戴立益表示，减负既要减轻中小学生客观负荷层面的课业负担，比如学习时间、作业量、考试频率、补课情况、课时数等。同时，也要关注学生承受课业负担的主观感受，重视学生的心理负担，“终极目的是要让学习的主动权真正交还给学生”。
　　因此，戴立益建议教师要从关注学习成绩本身转向关注学生学习的全过程，通过大数据采集与分析，来了解学生成长经历、知识基础、认知特点，从而进行个性化的指导和精准助学，“教师对学生要多了解，对自己要多提升，有自信地多布置一些对的作业”。
　　胡卫对此十分赞同，他认为学校应该立足素质教育的角度，完善课程结构并丰富课程类型，推进主题式、探究式、案例性教学，减少不必要的机械性重复操练，减轻无谓的学习负担，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委员们认为，如果减负只是一味地减，甚至减掉了一些不该减的，那对家长们来说，成绩上没起色，自然都到课外给孩子补课，这也就催生了如今越来越热的课外培训市场。
　　“减负的前提，是在学校里教好该教的、甚至补上该补的，绝不是一减了之。”全国政协委员、上海科技大学副校长印杰提出，教育主管部门应该规范学校的行为，让学校按照教学大纲教、同时参照教学内容适当拉开层次考试。不能说学校不教奥数，但最后考试却涉及奥数的内容。

　　规范校外机构办学行为

　　对于校外培训这一块，委员们都表示，家长不能被一些信息所“绑架”，迷失在信息海洋中，反而成为孩子们新压力的来源。
　　胡卫认为，要下重拳整治校外培训市场，规范校外辅导机构的办学行为，坚决取缔一批违法违规办学的培训机构，斩断课外培训与各类学校之间的“利益链”，“只有改变教育治理模式，优化全员育人环境，减负才有可能落到实处”。
　　当然在减负过程中，还有两个字始终绕不过去，就是家长。胡卫说，在这个社会发展瞬息万变、科技创新一日千里的新时代，人们早已习惯的生产生活方式正在被颠覆，很多传统职业都将面临消亡。因此，这一代学生，应该是疯狂刷题的最后一代。如何尽快摒弃流水线式“刷题”教育法，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刻不容缓。
　　“孩子考上名牌大学和人生的幸福感之间不能划等号，对于父母来说，不焦虑、理性地引导孩子成长才是真正地对孩子负责任。”胡卫说。
　　戴立益则表示，知识是永远学不完的。在如今这个年代，教育者不仅是老师，也是家长。而对教育者来说，要引导受教者对学习有兴趣、让他们掌握学习的方法。“当然我们也不能一提减负就什么压力都不要。”他表示，必要的课业压力对学生来说不可或缺，它是学生自身角色的要求，也是学会学习与生存的基础。
　　教育家陶行知曾说：“要解放孩子的头脑、双手、脚、空间、时间，使他们充分得到自由的生活，从自由的生活中得到真正的教育。”
　　委员们表示，减负承载着深层次的社会问题，它的根源不仅仅在学校和教师，而是在整个社会。这个话题呼唤政府、学校、家庭和社会对教育价值的重新审视，也需要人才选拔与考试评价机制的变革，更需要社会诚信体系和监管机制的健全与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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