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

    1909年出生的吴征鉴的科学梦想也是从芜园起步的。园子里不仅有很多植物，春暖花开的时节，还引来了蜻蜓、螳螂、金龟子、萤火虫等许多昆虫，童年的吴征鉴还曾采集园中的桑叶养蚕，观察幼蚕、结茧、蚕蛹、成蛾的全过程，正是由于童年的爱好，促使他报考了金陵大学动物系专业。学成后的吴征鉴毕生致力于寄生虫病的防治研究。

    艰难求索

    找出黑热病元凶“中华白蛉”

    1931年，吴征鉴从金陵大学毕业后，获理学学士学位，因成绩优异，留校任动物系助教。由于国家积弱积贫，百姓生活困苦，卫生条件极差，寄生虫病肆虐，抱有“科学救国”思想的吴征鉴于1933年毅然辞去条件优厚的助教职务，进入南京中央卫生实验处从事寄生虫病学研究。

    1933年至1939年，苦难的国人除了要应对凶残的日本侵略者，还遭受多种流行寄生虫病的侵害，尤以疟疾、血吸虫病、黑热病、霍乱等最为严重，其中“黑热病”不经治疗的死亡率高达95%以上。作为一名寄生虫病专家，吴征鉴深入“黑热病”重灾区的江苏淮阴农村开展防治工作。

    经过大量调查，他发现凡有黑热病流行的地方，必然有一种称为“中华白蛉”的昆虫，常栖息于大门过道、墙角、厕所。吴征鉴不怕脏累，深入这些场所捕捉白蛉，将其解剖化验，并将白蛉原虫接种到白鼠腹腔中，成功地制作成黑热病动物模型，从而证明了“中华白蛉”是黑热病传播的主要媒介。虽然研究有了重大进展，但国家正遭劫难，经费短少，人才、设备、药品缺乏，使得防治工作难以开展，疫病不仅没有得到很好的控制，反而越来越严重。

    随着抗战形势的更加严峻，华北、华中、华东地区的群众被迫向西南、西北地区迁移，逃亡的难民颠沛流离、体质羸弱，极易感染疫病；条件艰苦的抗战将士也难以抵御疾病的侵袭。为保障军民身体，吴征鉴带着家小辗转西南开展疟疾、伤寒等疫病的防治，在从长沙辗转广西到昆明，又经贵州到重庆的艰难路程上，因频遭日机轰炸，大家只能夜间赶路。有一天凌晨，天刚蒙蒙亮，躺在敞篷卡车上休息的吴征鉴，足背部被迎面开来的一辆卡车上的雨棚钩连鞋带肉撕去一大块，受伤的脚面血肉模糊，全家人只能暂停前进，在一个无任何医疗条件的山区小村里静养数日。

    当时的条件非常差，苍蝇蚊子成群，创伤感染的几率极大，但吴征鉴安慰妻子，要她把小女儿照管好。他自己清创换药驱赶蚊蝇，伤痛让他最后留下跛脚残疾。

    深入疫区

    将黑热病患者从53万降至1万

    新中国建立不久，党把消灭寄生虫病列入《农村发展纲要（草案）》中限期消灭的疾病，吴征鉴的夙愿终于可以实现了。1951年，卫生部召开全国卫生防疫工作会议，将消灭黑热病的重任交给了由他担任主要领导的中央卫生研究院华东分院，他立即以全部精力投入这项工作。

    消灭黑热病的战役首先从疫情严重的山东打响。而要彻底消灭黑热病，就必须在疫区现场摸清这种病的传播媒介——中华白蛉的生活习性，这项工作是十分艰苦的。白蛉成虫喜欢停留在牛棚、狗窝、茅厕的泥土墙壁上，在阴暗潮湿的地方产卵，成熟的虫卵一旦裂开，数分钟内就能爬出众多的幼虫。由于白蛉具有趋弱光的特性，捕捉成虫就必须在日出之前和黄昏之后。吴征鉴带领着他的队伍，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到牲口棚、茅厕、墙旮旯捕捉和研究比蚊子还小一半的白蛉。此外，在中华白蛉繁殖旺季的5-9月，吴征鉴顶着高温在疫区研究试验各种灭蛉措施，用杀虫剂通过不同的喷洒方法进行了灭蛉试验，取得了显著效果。

    此后，他和全国其他地区的科研人员密切合作，深入疫病地区，总结经验，因地制宜推广灭蛉方法。1958年，原来黑热病流行严重的华东六省已基本消灭了黑热病，全国黑热病患者从53万降至约1万。

    为巩固来之不易的防治成果，吴征鉴多次组织召开全国性的黑热病防治科研会议，对全国消灭黑热病进行指导。为了帮助黑热病防治战线上的专业人员掌握知识，1956年，他与山东省黑热病防治所所长王兆俊合著出版了51万字的专著《黑热病学》，成为培养黑热病防治、科研人员的宝贵教材。至此，全国黑热病态势得到有效控制并逐步消灭。

    虽然黑热病得到了很好的控制，但其他多种寄生虫病，如血吸虫病、疟疾、丝虫病、钩虫病等仍然危害着广大群众的健康。1955年，毛主席指示成立“中共中央防治血吸虫病九人领导小组”，并决定将中国医学科学院寄生虫病研究所迁至上海，吴征鉴被调任研究所副所长，担负着研究消灭五大寄生虫病（疟原虫、血吸虫、钩虫、丝虫、黑热病）的任务。

    鞠躬尽瘁

    留下两封大彻大悟的遗书

    四十多年里，吴征鉴不仅奋战在防治寄生虫病的第一线，更在人才培养、学术研究、推动祖国医学事业发展中贡献了全部精力。1951-1953年，吴征鉴主办了两届寄生虫病学高级师资班，他亲自组织制定教学计划，安排课程设置和教学内容，参与讲课并聘请国内知名专家授课，组织学员深入寄生虫病流行疫区参与现场防治，培养的这批新生力量不仅在当时消灭黑热病等寄生虫病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中有不少人后来成为我国高等医药院校和科研院所的骨干。

    吴征鉴还是一位富有组织才能、善做群众工作的领导干部，在主持中央卫生研究院华东分院和中国医学科学院上海寄生虫病研究所工作期间，1956年，***发出“向科学进军”的伟大号召，周恩来***亲自主持制定《1956-1976年科学发展远景规划纲要》，吴征鉴作为医学界代表参加了规划编制工作，参与制定了《1963-1972年全国医学发展规划》；1959年9月，吴征鉴负责中国医学科学院科研管理工作，组建并担任科研处处长，积极组织推动全国对心脑血管、呼吸道疾病、肿瘤和许多常见、多发病等重大课题的攻关研究，取得了很大成果。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吴征鉴被任命为中国医学科学院副院长，正当他更加奋发工作，满怀信心来努力完成党交给他的任务时，不幸于1982年5月查出肝癌。当他知道病症已无法治愈时，向党组织请求不要再为他输血和使用贵重药品，将药品留给更需要的人。他把子女叫到病榻前，拿出两封已写好的遗书，一封是给组织的，一封是给子女的，并交代在自己去世之后才可拆阅。他在交给党组织的遗书《我的遗愿》中请求将遗体捐献出供科研教学之用，死后不要开追悼会，骨灰送到北京西郊药用植物园用作肥料；在给子女的遗书中要求他们悉心照料母亲，不要向党组织提任何要求。在吴征鉴去世一个多月后，《人民日报》刊载了这篇感人肺腑的文章，还刊发了《大彻大悟的“遗愿”》的评论，称“吴征鉴同志的遗愿正是这一人生真谛的体现”。

    通讯员 彭伟 记者 姜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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