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夏旭田 北京报道

导读

    在中国创新型国家的建设过程中，外商研发投资发挥着必不可少的作用。

    当前，中国利用外资正在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全球跨国投资和产业转移呈现新的趋势，全球科技发展日新月异，中国确立了创新驱动的整体发展战略，这对中国吸引外资提出了新的任务与要求。

    中央财经大学商学院教授崔新健近日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专访时表示，当前科技资源配置全球化的趋势日益凸显，跨国公司为增强竞争力，正在把大量产品研发、技术创新等创新要素布局到全球，而研发项目的“模块化”、技术和组织上的进步也极大地减少了知识跨境流动的限制，这增强了各国创新体系的高度依赖性。

    外商投资的技术溢出效应也为中国提供了巨大的发展机遇，崔新健介绍，外商研发投资通过开放、关联、集聚、示范四大效应，将有效促进中国创新型国家的建设。

    他建议支持外商投资企业在华建设研发中心、企业技术中心，推动内外资企业、科研机构开展研发合作，同时，依法依规严格保护外商投资企业知识产权。

    研发投资成中国利用外资新需求

    自1993年以来，中国利用外资量长期位居发展中国家之首、世界第二的位置，在创造经济增长奇迹的同时也创造了利用外资的奇迹。

    在崔新健看来，利用外资在弥补国内建设资金不足、引进先进技术促进产业升级、吸收先进的企业经营管理经验、创造就业增加财税收入、促进对外贸易与经济合作、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六个方面发挥着重要的积极作用。

    资金方面，利用外资是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一个重要推动力。改革开放初期，利用外资有效地解决了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资金与外汇两方面问题，大大提高了中国的投资水平，加速了资金积累。更重要的是，外资提高了资金的配置效率，改善了资产形成的质量。

    引进国外先进技术方面，外资的技术溢出通过示范一模仿效应、竞争效应、联系效应及培训效应等渠道促进了中国的技术进步，为优化产业结构做出了积极贡献。

    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以及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国政府最重要的宏观经济目标之一就是维持稳定的就业增长、控制失业率。崔新健称，从就业数量来看，自1990年以来，大多数年份，境外投资机构就业的人数的增加速度快于全国就业人数的增加；从就业质量来讲，在聘用制度的规范化、报酬制度的市场化、培训制度的常规化各方面外资发挥了积极作用。

    利用外资扩大了中国国际贸易的规模，优化了进出口商品结构。外资企业的进出口贸易是中国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推动力量，外资企业进出口增长一直快于中国总体国际贸易增长速度，在中国进出口总额中的比例持续上升。

    外商投资还促进了中国的市场化进程，崔新健表示，迄今为止，中国经济体制转轨最为深刻、全面的时期，也是外资发展最快的时期，这并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有着内在的因果关系。追溯改革开放历程，经济体制改革的政策与措施几乎都是从外资进入较早和最为密集的省市或地区率先试行的。

    崔新健称，在中国新一轮对外开放战略中，积极利用外资仍然是重要内容，新形势下，外商研发投资正在成为中国利用外资的新需求和新任务，这也标志着中国利用外资进入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

    科技资源配置全球化

    在崔新健看来，历经半个世纪的演变，科技资源配置全球化已经成为全球化新的发展趋势。

    他介绍，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一些跨国公司开始在海外设立技术转移单位，其主要目的是为了更好地进入海外市场而对产品和流程技术进行调整，满足持续提供技术服务支持的需要。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经济全球化的推进，科技资源配置全球化呈现出新的趋势，崔新健援引联合国贸发会议的调查指出，跨国公司海外研发投资在持续快速增加，研发支出最多的700家跨国公司中，有69%的企业会不断增加企业海外研发的比重。

    在此过程中，发展中国家作为东道国的地位在不断提升：跨国公司有半数以上已经在中国、印度或新加坡开展研发活动，中国与法国并列，继美国和英国之后成为跨国公司第三大研发投资目标国。

    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也启动了海外研发投资，中国、印度、韩国、马来西亚等是进行海外研发投资的主要发展中国家。中国500强企业中超过113家企业在海外设立了165多家海外研发中心，近年来更是呈现倍增趋势。

    同时，专利的国际化程度也在日益提高，世界569家最大的跨国公司申请的专利中来自海外的比例大幅上升。

    崔新健指出，科技资源配置全球化这一趋势是由供需等各种客观因素共同决定的：跨国公司为了提高国际竞争力，需要当地化研发对产品进行及时调整，调整东道国的生产流程，为东道国销售或服务机构提供技术支持；需要监测海外技术的发展、吸收当地的技术溢出，追踪技术前沿发展趋势；也需要获取当地的科技资源（特别是科学家与工程师），建立与当地大学、研发机构的联系合作，创造新的科学与技术知识。

    同时，研发项目的“模块化”也使得跨国公司能够对产品和服务的研发流程进行分解，以提高效率、降低成本；技术和组织上的进步也极大地减少了知识跨境流动的限制。

    他表示，科技资源配置全球化促进了各国创新体系的相互依赖性，放大了一国创新体系公共科学基础的局限性，世界各国都需要纳入到国际创新网络中来，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独立创造保持竞争力和经济持续增长所需要的全部知识。“我国建设创新型国家无疑无法独立于世界各国之外，开放的国家创新体系是实现我国创新型国家的基础。”

    据其保守估计，当前跨国公司至少占全球研发支出的近一半，占商业性研发支出的至少三分之二，垄断了全球70%的技术转让与80%的新技术、新工艺；同时，世界上90％以上的研发都是在OECD经济体中进行的，因此对于诸如中国这些研发能力的引入国和后来者来说，其对全球性研发能力的开放是至关重要的。

    外资如何助力创新型国家建设？

    2020年建成创新型国家是中国科技发展的一个重要目标，党的十八大作出了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重大部署，强调科技创新是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必须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

    崔新健表示，在中国创新型国家的建设过程中，外商研发投资发挥着必不可少的作用。

    他指出，中国科技创新能力在49个主要国家（占世界GDP的92%）中位居第24位，处于中等水平。“外商研发投资有助于完善我国的创新体系，支持当地企业采用更加先进的研发和生产设备，生产高附加值的新产品，开发新的技能，促进产业的技术升级。”

    在他看来，外商研发投资将通过发挥开放、关联、集聚、示范四大效应来促进创新型国家的建设。

    开放方面，在“新技术”产业的研发机构中，有81％与母公司在世界范围的研发活动保持着密切的联系，通过这些联系，中国实际上与其他国家创新体系建立了直接或间接的交流。他认为，外资研发中心会直接促进知识与技术向中国传播扩散，也有助于提高中国的创新效率。

    外商研发投资的关联效应将推动各个产业内及其与上下游产业创新要素的直接交流和互动。其中，纵向互补技术强化了跨国公司与中国上游和下游产业的相互依附，这种依存决定了产业集聚的规模和稳定性；横向互补技术带来跨国公司的技术外溢。

    集聚效应将促使中国各地构建特色突出的地区集聚优势。

    他表示，外商研发投资累积形成了两种明显的集聚特征——特定产业的集聚和特定来源地的集聚，这两种集聚效应逐渐形成并持续放大，其知识溢出效应和外部经济将进一步提高创新效率，上海浦东新区的芯片产业聚集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示范效应则会提升中国企业和人力资本的创新吸收能力。崔新健表示，随着外资研发中心“扎根”于中国创新体系，溢出的范围会不断扩大，甚至会出现直接的技术转移。

    外资研发中心人员流动也是发挥示范效应的重要途径，对美国500家增长最快的公司调查发现，这些公司71％的创新结果是由员工在先前工作公司获得的思路修改或复制而产生。“外资研发中心人员对我国企业获取跨国公司的核心能力，近距离学习管理经验和管理技巧，学习技术创新管理、合作管理等方面的诀窍有着重要意义。”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知识与创新很难通过市场交易的方式来获取，只有通过紧密的合作，进入其研发网络，才有可能获得这些专门知识。

    崔新健表示，认识到新形势下利用外商研发外资的重要性，就要有针对性落实好相关举措。

    他认为，应当支持内外资企业、科研机构开展研发合作，支持外商投资企业建设研发中心、企业技术中心，申报设立博士后科研工作站；根据对等原则，允许外商投资企业参与承担国家科技计划项目；外商投资企业同等适用研发费用加计扣除、高新技术企业、研发中心等优惠政策。

    同时，要依法依规严格保护外商投资企业知识产权。加强知识产权执法、维权援助和仲裁调解工作；加强知识产权对外合作机制建设，推动相关国际组织在中国设立知识产权仲裁和调解分中心。

未经允许不得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