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政知道

　　原标题：第5位港澳办主任追忆第3位主任的知遇之恩

　　在***港澳办第三任主任鲁平90冥寿之际，港澳办主任、党组书记张晓明在官网撰文回忆鲁平对他的知遇之恩。张晓明是现任港澳办主任，也是第五位港澳办主任。政知道（微信ID：upolitics）觉得此文相当可读，特地编辑如下，以飨读者。

△张晓明在港澳办官网追忆

　　家宝老师想让我留校

　　1985年10月前后，我即将从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刑法专业研究生班毕业，班主任阴家宝老师告诉我，初定让我留校任教。我当时少不更事，想换一个环境，去外面的世界闯闯，便婉拒了老师们的一番好意。

　　随后我开始寻找工作单位。到了次年2月，一天傍晚，我在宿舍床头的小台灯下翻阅当天的《人民日报》，第4版中间豆腐块大的一则新闻报道吸引了我，标题是《鲁平率领的法律专家小组结束在香港的工作后离港》。我顿时脑海中闪过一念：香港回归准备工作如此紧锣密鼓，肯定需要大量人手，特别是法律专业的毕业生。于是，我立即给鲁平同志写了一封求职自荐信，并附上自己发表过的几篇文章目录，以平信的方式寄出。 

　　大约隔了不到两周，一天下午，阴家宝老师到宿舍找我，说***港澳办干部处的一位女同志刚刚到学校来了解我的情况，找他谈了话。他复述了与对方交流的过程，讲到如何“狠狠地”把我夸了一通。

　　再过了个把月，之前到学校考察我的李春华同志通知我到港澳办见面。我走进传达室旁边的小房间内，见到了戴着黑框眼镜、形象斯文的徐泽同志。他与我交谈了十几分钟，算是对我的面试。大约5月份，我得到录用通知。这一年是港澳办第一次在北京的高校中招收毕业生。由于我联系工作单位比较晚，变成港澳办当年招录的最后一名毕业生。

　　鲁平教我如何喝咖啡

　　那时我们几乎每天都花不短的时间看香港报纸和杂志。

△鲁平亮相郭晶晶、霍启刚大婚现场

　　有一次，我在办理公文过程中对中英联合联络小组磋商的有关议题提出了一点不同意见，鲁平同志看到后认为问题抓得比较准，打电话叫我到他办公室去面谈。他说他以前也看到过介绍这个问题的书籍，边说边起身走到书柜前查找。他从中抽出一本，费了好长时间翻阅，直到核对了有关内容为止。

　　大约是在基本法起草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结束后，委员、工作人员和部分嘉宾在有“巧克力大厦”之称的建外大街中信大厦顶层聚餐。我是第一次出席这类聚会，到场以后要了一杯咖啡，加进伴侣、方糖，用咖啡匙搅拌一通后，端起来就喝，匙子还在杯中。没想到鲁平同志居然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看到了我的这一举动。他走过来，轻声地对我说：“咖啡匙是专门用来搅拌咖啡的，搅拌好之后，要先把匙子取出来，摆放在手托的小碟子上，不能舀着喝，也不能把匙子放在杯中一起端着喝。”

　　在年轻干部的选拔任用方面，鲁平同志很有魄力。与我同一批进入港澳办的张荣顺同志，由于在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秘书处内工作表现突出，1988年提升为副处长时年仅25岁，在中央国家机关中屈指可数。1994年我晋升处长时由于任副处长时间尚不满两年，有的同志提出质疑，也是由于鲁平同志坚持，促成了这一次破格提拔。 

　　怒斥彭定康是“罪人”

△1997年6月30日，香港，在英国国旗最后一次降下后，香港总督彭定康接收英国国旗

　　在许多香港人记忆中，鲁平同志的形象是与“白头翁”、“性情中人”联在一起的。“性情中人”与他有两次当着香港记者镜头发火的场景有关。

　　一次是在1990年12月，针对港英政府事先未经磋商而突然宣布耗资1，270亿港元兴建新机场等“玫瑰园计划”项目，鲁平同志忧心忡忡，担心港英政府撤退前大撒金钱，给特区政府留下的财政储备太少，在回答记者有关提问时，连珠炮地追问三句：“全都花光了，你说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

　　另一次是最后一任港督彭定康1992年到任后不久，因为抛出急剧推进香港直选进程的政改方案而引起轩然大波，并在到京会谈后拒不接受中方意见，鲁平同志在双方不欢而散后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怒斥彭定康是“千古罪人”。

　　鲁平同志最突出的政治品格，就是原则性强。1991年5月，鲁平同志与英国首相梅杰的政治顾问、原驻华大使柯利达就签订香港新机场谅解备忘录进行谈判。

　　当时英方在新机场建设问题上有求于中方，即只有得到中国政府的承诺才能解决从银行融资问题。这个谈判本身是中方抓住对方这一软肋争取而来的。从外交大局考虑，中央还决定要借此契机促使英国首相梅杰到北京出席备忘录正式签署仪式，以打破西方国家领导人在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后不访华的僵局。

　　等到备忘录即将草签时，柯利达否认自己曾经说过可考虑梅杰首相到北京来签署的话，并拍桌子叫板。鲁平同志也拍案而起，疾言厉色地责问对方：“我要不要把记录拿出来给你看？你还想不想谈？如果你不想谈的话，现在就请你回去。”

　　最后柯利达表示要请示首相本人，并走出钓鱼台国宾馆的小楼，隔了好一会儿才回来说，已打电话请示过梅杰首相，首相本人同意到北京来签署。

　　成立32个字的“预委会”

　　彭定康执意推行“三违反”政改方案导致“直通车”安排断裂后，中央及时提出了“另起炉灶”“以我为主、两手准备”等工作方针。

△预委会组成人员名单

　　按照这一方针采取的第一个重大举措，是根据香港社会人士的建议，在1996年设立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之前先组建一个工作机构，及早开展相关筹备工作。这就是1993年7月成立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预备工作委员会”。当时我们就议论，这个名称长达32个字，可能是世界上最长的一个机构名称，但由于一环套一环，无法在文字上再作精简。后来我们把这个机构简称为预委会。

　　第二个重大举措，是设立香港特别行政区临时立法会。鲁平同志等港澳办的领导同志和新华社香港分社的领导同志反复研究后均认为，采取这一举措确有必要，因为在1997年6月30日前就有许多事项是为确保香港平稳过渡必须完成的，尤其是有些法律在1997年7月1日零时就必不可少，需要作出类似于历史上其他国家曾经出现过的“午夜立法”安排。

　　而且，由于全国人大1990年的有关决定已授权筹委会负责筹备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有关事宜，由筹委会决定设立临时立法会并在1997年7月1日前开始工作，也是有法律依据的。

　　临时立法会可以说是在内外一片争议声中成立的，由于港英政府的抗拒，回归前它只能在深圳开会和运作。但如果没有它，香港的过渡一定没有那么顺利、平稳。 

　　我想，从屈原在《离骚》中慨叹“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到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从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表露“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和“先忧后乐”的心境，到林则徐虎门销烟后被谪新疆伊犁途中吟诵“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名句，其实古往今来，中国士大夫群体或者从政者中，从不欠缺这种精神品格或曰风骨的东西。 

责任编辑：张建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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