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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光中生前谈乡愁:离开大陆二十多年才写出这首诗

  原标题:上观专访丨余光中生前谈乡愁(上):离开大陆二十多年后,我才写出这首诗  

  摘要:访谈结束后,先生提出开车送我一程。“坐稳喽!”只见他戴上眼镜,通过后视镜看了看,熟练倒好车,丰田车就稳稳驶出了车库。

  [编者按]台湾文学家、著名诗人余光中先生病逝。去年,先生在台湾接受上观新闻专访。

  “你看,远方就是台湾海峡了!” 

  指着研究室窗外的西子湾,余光中先生缓缓说道。眼前的这位文学巨擘清瘦矍铄,华发如雪,说起话来话不疾不徐,一如西子湾般恬淡。

  1972年,思乡心切的先生写下“乡愁是一湾浅浅的海峡”,引发全球华人共鸣。时至今日,《乡愁》依然是海峡两岸血脉相连的文化意象。

  作为闻名海内外的文学巨匠,先生驰骋文坛逾半世纪,著作等身。梁实秋曾称赞他“右手写诗,左手写散文,成就之高,一时无两”。先生已在大陆出版三十多部作品,不过他自谦说:“我并非畅销作家。我的书不滞销,也不畅销,美其名曰‘长销’。”

  除了诗人、作家的身份外,先生本职工作其实是大学教授。他在台湾中山大学担任教授、讲座教授逾三十载,退休之后学校为他保留了一间办公室和一间研究室,研究室可远眺台湾十大美景之一的西子夕照。

  访谈结束后,先生提出开车送我一程。“坐稳喽!”只见他戴上眼镜,通过后视镜看了看,熟练倒好车,丰田车就稳稳驶出了车库。

若非亲眼所见,简直不敢相信这位可敬的“司机”已经88岁高龄了!

  [人物档案]

  余光中,1928 年出生于南京,1949年随父母迁居香港,次年迁入台湾,1959年获美国艾奥瓦大学艺术硕士MFA。曾先后任教于台湾东吴大学、台湾师范大学、台湾大学、台湾政治大学。1972 年任台湾政治大学西语系教授兼主任。1974年至1985 年任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教授。1985年至今,任台湾中山大学教授及讲座教授,曾担任该校文学院两届院长。代表作有《白玉苦瓜》、《记忆像铁轨一样长》、《分水岭上:余光中评论文集》等。

  [关于《乡愁》]因为太流行,太太不喜欢听朗诵

  小时候/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我在这头/母亲在那头/长大后/乡愁是一张窄窄的船票/我在这头/新娘在那头/后来啊/乡愁是一方矮矮的坟墓/我在外头/母亲在里头/而现在/乡愁是一湾浅浅的海峡/我在这头/大陆在那头

  这首《乡愁》在全球华人中流传甚广,诗人曾说,这首诗像是他的名片,一方面介绍了他,但另一方面也遮住了他,因为不少读者只见名片而不见其人。他一生写作散文数百篇,诗逾千首,《乡愁》只是他的门牌而已。

  上观新闻:说到《乡愁》,相信每一个访问您的人都绕不开这首诗。上世纪七十年代您写这首诗时,是怎样一种心境?

  余光中:我第一次回乡,是在离开大陆46年之后。回乡之前,类似《乡愁》这样主题的诗歌,我至少写过三四十首。后来真的回乡了,那就不能再写“乡愁”,于是就写还乡的诗和散文。《乡愁》流传到了一定程度,以至于我太太都不喜欢别人来朗诵它。

  有很多人对我说,我是读你的诗长大的。结果他除了《乡愁》之外,都没有读过我第二首诗。《乡愁》是雅俗共赏的,雅的人不会说它流行得俗气,俗的人不会说看不懂。我还有一些诗比《乡愁》还要白的都有,所以深浅之中我都探索过。

  上观新闻:在您心目中,《乡愁》在您所有的诗歌中处于一个怎样的地位?

  余光中:很难比,很难比。我有很多诗很好,可是比较难懂,因为它们的背景文化、历史、典故太多了,《乡愁》没有典故。并不是所有人的乡愁中都会牵涉到自己妈妈、太太或者是海外生活,可是只要有一点乡愁,大家就会聊起它来。不论时代太不太平,乡愁都是有的。像大陆这么幅员广大,一个东北人到了海南岛怎么会没有乡愁?一个上海人离开二十年重新回到上海去,他不认得新的上海,老上海就是他的乡愁了。

  上观新闻:真是“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

  余光中:是的。

  上观新闻:看到资料说您二十多分钟就把《乡愁》写出来了?

  余光中:可是这种感觉,在我心里面已经有二十年了。我离开大陆二十多年后才写出《乡愁》。

  上观新闻:这二十多年间,您到很多地方工作、生活过,其中包括两度赴美。

  余光中:到了许多地方总有乡愁,尤其到了美国之后乡愁特别高涨,因为美国社会跟中国实在太不一样了,我的英文在美国足以应付各种生活问题,可是比起来还是中文亲切得多。如果到日本、越南、马来西亚这些地方,乡愁就不会这么浓。

  上观新闻:《乡愁》问世以来,海峡两岸不少音乐工作者都曾为之谱曲,足见这首诗真正进入到大家的心里了。

  余光中:不但有人谱曲,还有人把它谱成苏州评弹;台湾南管音乐家王心心,把《乡愁》等好几首诗谱了曲,谱得好唱得也好;南京音乐家晁岱健,把《乡愁》谱成一首艺术歌曲,也蛮好听。

  [关于诗歌]古典诗词没有过时

余光中先生说话不疾不徐,思维敏捷。秦红摄。

  上观新闻:大陆朦胧派诗人汪国真病逝之后,媒体曾广泛讨论过诗歌的处境。许多年轻人不太喜欢读诗,更不愿意写诗。您怎么看这一现象?

  余光中:这个可以分两个方面来看,一方面这是一个普遍现象。大陆改革开放之初,北京的《诗刊》发行量最高达到五十多万册,成都《星星诗刊》发行量也达到二十多万册。改革开放后,西化的潮流进来了,很多小众化的现象就出现了。可是我们这样看,早在战国的时候就有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的故事。阳春白雪是非常高明的,下里巴人是比较流俗的。对于喜欢流行歌的人来说,那些歌词就是他们的诗。

  仅从这点看,诗歌是绝对不会被冷落的。像我的《乡愁》就有很多人谱过曲,诗谱成曲比较容易大众化,当然对诗也是一种考验。

  另外一个原因是诗人自己写得不好,不要怪别人。你诗真的好了,就会雅俗共赏。写得不好或者写得不能达意,不能让世人懂就是个问题。所以诗人自己也要反省一下,为什么没有人要看你的诗?如果是自己写不好,就怪自己。

  诗人把诗写好了,写得雅俗共赏,自然还是有读者的。像我自己有的诗集也可以卖好几万册。台湾大概有那么半打或者一打的诗人的诗歌还是有市场的。

  上观新闻:现在是一个互联网时代,网络对您写诗有什么影响吗?

  余光中:我到现在既不上网,也不用电脑,就是手写。我写长篇散文、长篇批评论文也都是手写。手写之后如果赶时间,再交给我的助理录入。

  上观新闻:您对大陆诗人的作品有何评价?

  余光中:大陆诗界我不是很熟。我觉得北岛早年的诗比较雅俗共赏,他晚年的诗就没有早年那么好;舒婷写诗之外也写一点幽默散文;顾城就不要讲了,以悲剧告终;流沙河的诗歌写得好,不过他后来也不怎么写诗了,主要是教大家如何看庄子,如何看中国的文字,写理论批评的书比较多。

  上观新闻:作为华语诗坛前辈,您对青年诗人有什么样的期许?

  余光中:千万不要以为唐诗、宋词过时了,它里面的新手法不亚于现代诗,就看你怎么读。你认真读了,仍然可以从屈原、李杜等人身上学到东西,这些东西并没有完全过时。我现在对于中国古诗还是非常喜欢。

  上观新闻:我注意到您现在创作的诗歌里面,环保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您为何特别重视环保诗?

  余光中:环保意识是很值得诗人来探讨的。我写环保的诗大概有上百首,有人说环保诗是所谓的杞人忧天,但天还是要忧的。你看现在海水升温、冰川融解,熊也不知道到哪里去了,这些都是人类自我作孽。要保护环境和资源,必须靠使用者普遍提高环保意识。大陆和台湾都有许多环保人士都提出过建言,像大陆比较有名的环保专家梁从诫,他是梁启超的孙子、梁思成的儿子,他来台湾跟我对谈过。大陆改革开放之初没怎么重视生态文明,发展到了一定阶段,问题就涌现出来了。

  像现在有的地方雾霾就很引人关注,是吧?人口集中了之后,家家户户都买车了,一般中产阶级买两辆车的都有,排放废气越来越多。要重视这件事情。我最近在演讲里面,提到要唤醒环保精神,这个精神其实是对全人类的爱。

       原标题:上观专访丨余光中生前谈乡愁(下):我的书不滞销,也不畅销,美其名曰“长销”。

  摘要:知识本身无可厚非,可是知识并不一定能够培养你的判断力。

  或许是一生中有太多岁月在外漂泊、远游,余光中先生常以蒲公英自喻。1992年以来,先生来过大陆五十多次,许多省份都留下过他的足迹。

  先生与上海颇有缘份。1937年到1938年的年头,他在上海读了一年的小学,学习了ABC。他在上海有很多朋友,他知道曹可凡在《金陵十三钗》中出演的角色,也请王安忆到台湾中大讲过课。2009年,先生作客解放“文化讲坛”,妙语如珠。在他的办公室,至今还保留着印有他头像的“文化讲坛”靠枕。

余光中先生一直保留着解放“文化讲坛”靠枕。秦红摄。

  问先生对上海的印象,他说上海太庞大了。“有一次我对上海朋友讲过一句话,我说上海是一面大窗子,让中国人看到国际。可是呢,要让外国人从这个窗口看到中国文化,还要努力一下。”

  [关于写作]到了“收摊年龄”仍欲罢不能

余光中先生在台湾中山大学的办公室,到处都是书。秦红摄。

  谈及写作,先生曾这样自负又自嘲地写道:“我写作,是迫不得已,就像打喷嚏,却平空喷出了彩霞;又像是咳嗽,不得不咳,索性咳成了音乐。我写作,是为了炼石补天。”

  上观新闻:大家都很关心,像您这样的高龄,既要在学校开课,还要搞创作,时间如何分配得过来?

  余光中:(笑)我其实已到了收摊的年龄,可是却欲罢不能。我觉得最理想的时间分配方案是,写作、教书占三分之二,文化、文艺活动占三分之一,这样比较好。文化活动对观察社会、了解人群有帮助,可是如果活动太多了,对思想、阅读与写作是有妨碍的。我现在还在学校里讲课,每星期有一个上午上课。学校的事情、校外的事情占了很多时间,真正自己定下心来要写的时间很少。

  上观新闻:您在学校给学生讲授什么课程呢?

  余光中:我的专业课是英国文学,加上翻译有四门课,轮流上,每学期会换一门。因为教久了,备课的时间不需要那么多了。但教学对学问与写作很有帮助。

  2012年我在北京大学做过住校诗人,发表了四个演讲;在澳门大学也做过住校作家,待的时间比较长。

余光中先生办公室一角。秦红摄。

  上观新闻:您一直笔耕不辍,听说最近计划出版三本著作?

  余光中:一本诗集《太阳点名》,一本散文集《粉丝与知音》,还有一本评论集。(编者注:前两本现已问世。)我在大陆出版的简体字书大概有三十多本,并不是把台湾的一本书变成简体字出版,而是抽选各种文章,变成一个新的选集。

  上观新闻:您的作品在大陆销量还是非常高的。

  余光中:我并非畅销作家。我的书不滞销,也不畅销,美其名曰“长销”。

  [关于传统文化]中国作家一定要了解两种传统

  上观新闻:现在大陆很多中小学很重视古典和经典作品学习,社会上也兴起“国学热”。在台湾,在传统文化的保护传承还是非常好,但是也有人认为台湾年轻人不是特别重视语文学习,您怎么看?

  余光中:两岸各有不足。大陆近年来很重视传统文化保护和启蒙,像讲得浅一点的《百家讲坛》,也是一种启蒙。当然大陆“文革”是传统文化启蒙的最低潮,也因此改革开放以后才要补回去。台湾倒没有经历“文革”这样剧烈的运动,可是政治上因为两党对立的关系,所以也影响到教科书。我一直觉得,一个中国作家一定要了解两种传统,一个是《诗经》、《楚辞》以来的大传统,一个是***以来的小传统。如果你要从事中文写作,你多少都要熟悉一下。当然还有外国文学,不过中国传统文化非常重要。

  台湾的教科书是两个单元,一个是古典文学,一个是白话文章。可是大陆还有第三个单元,就是世界各国的童话、童谣、传说,这个我们没有。格林童话、安徒生童话这些东西,可以让你知道世界各地各有民俗的风格。

  上观新闻:前段时间大陆有一位学者忧虑这样一种现象,就是我们培养出来许多高学历的“野蛮人”。您在大陆、香港、台湾都待过,您怎么看待高学历的“野蛮人”?

  余光中:本来大家都有一个笼统的名称就是知识分子,知识还是很重要的。知识本身无可厚非,可是知识并不一定能够培养你的判断力,学了那么多知识,要能够判断是非,分别高下。头脑的开发,如果没有感性、感情来滋润、来补充,那就偏了。当然我们说理工科的人是这样,可是倒过来,学文科的人不懂理工的也比比皆是。所以要取得一个平衡。

  文化是跟人类的心理、灵魂、感情有关系。可是文明就是实用方面的,科技促进着文明,所谓civilization。人文学科促进的才是culture,它是有差别的。最上层的建筑是culture,再下层就是实用。你的汽车比别人高明,不能说你文化比别人高明,而是你的文明比他发达。

  真正的科学家也往往是喜爱文学艺术的,像爱因斯坦喜欢音乐,杨振宁、李政道、华罗庚这些人都很喜爱传统文化。

  上观新闻:那具体到台湾教育,是不是也存在这样一种倾向:比较重视知识性的教育,而缺少一些像您讲的传统文化的熏陶?

  余光中:所以现在学校也有很多学生团体,音乐社团、话剧社团等等,这些就是弥补不足。另外还有一个共同科目通识教育。

  [关于爱好]不惑之年迷上摇滚乐

  上观新闻:听说您很喜欢摇滚乐,我觉得有点意外。在许多人印象中,您是一个非常儒雅冷静的人。

  余光中:很多人对此也觉得不解。其实我对音乐爱好很广泛,一开始是喜欢古典音乐,像莫扎特、巴赫的曲子。后来喜欢上了爵士乐,然后再扩展到美国的民谣,以及美国白人的蓝调、黑人的灵歌这些。我是在四十多岁时开始喜欢上摇滚乐的,在台北还做过几次摇滚乐歌词的演讲。

  很多人喜欢摇滚乐的旋律,可是对于歌词的含义未必全然明白。摇滚乐有它的帮规和行话,比如讲过瘾,摇滚乐中就叫groovy。Groovy的原意是唱片的纹路,沉醉于沟纹之中,就叫过瘾。欢喜到了销魂程度,英文叫作stone,get stoned就是忘乎所以。跟着一个乐队跑遍各地就是groovy,成群结队。披头士的歌里面讲“ Lucy In The Sky With Diamonds ”,表面的意思是说天上有一个美女叫Lucy,她佩戴着钻石。可是有人不是这样解释,披头士本身也不愿意承认,就说LSD是销魂系的。

  上观新闻:在大陆的摇滚歌手里面您最喜欢谁?

  余光中:最有名的就是唱《一无所有》的崔健,还有凭血肉之躯高歌的腾格尔。其他新的摇滚歌手不太了解。

  上观新闻:在诗歌创作中,您是不是也从摇滚乐或者其他音乐形式中吸取了养分?

  余光中:音乐的节奏感、韵律感,都会影响我的诗句跟文句。比如说《乡愁》分四段,每一段格式都是一样,只在关键的地方换一下字,比较好作曲。

责任编辑:张义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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