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戴春晨 实习生 梁施婷 广州报道

导读

    粤港澳大湾区的未来，就在于抓住第二个窗口期——如何使高端服务业在珠三角地区、在内地集聚。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支持香港、澳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粤港澳合作、泛珠三角合作为重点，全面推进内地同香港、澳门互利合作，制定完善便利香港、澳门居民在内地发展的政策措施。

    长期关注粤港澳合作问题的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粤商研究中心主任申明浩认为，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内部存在天然的收入梯度和产业梯度优势，这使得它具有更完善的产业配套能力，未来有望成为世界的制造业中心，甚至是服务业中心和消费中心。

    申明浩从中产阶层崛起的视角关注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的发展，并认为，随着中层阶层的崛起，中国正迎来高端服务业发展的窗口期。粤港澳大湾区的未来，就在于抓住这个窗口期——如何使高端服务业在珠三角地区、在内地集聚，这将有助于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推动对外开放

    《21世纪》：目前，针对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建设的讨论十分热烈，不少观点将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放在中国参与全球化、中国新一轮对外开放的背景下理解。你认为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建设对于中国参与全球化有什么意义？

    申明浩：国家提出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发展规划，第一个背景是全球化进入下半场。全球贸易的中心向东移动，从以前的大西洋地区到现在环太平洋地区，再到未来的印度洋地区。我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涵盖的国家和地区就包含了印度洋地区，未来该地区经济会出现快速增长。

    粤港澳大湾区处于环太平洋地区与环印度洋地区的交汇点，是“一带一路”尤其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一个重要前沿枢纽，这里有全国最高端的服务业、创新产业，最开放的自由港、经济特区、自贸区，全国最早和规模最大的开发区和保税区，这些都为“一带一路”提供重要平台与商务中转空间。

    同时，世界贸易格局发生了更精细的变化，比如服务贸易取代货物贸易，成为发展重头戏。知识、技术、人才、资本这些高端服务要素流动越来越快，需要一个新的高标准去适应它。粤港澳大湾区也要承担这个责任，去探索新的路径和标准，创设新的规则。

    《21世纪》：你所在的团队最近发布的研究成果表明粤港澳地区是东部沿海三大经济区开放程度最高的。这是不是意味着粤港澳地区是最有机会建设“湾区经济”的地区？

    申明浩：粤港澳大湾区作为我国对外开放程度最高的地区，在未来的一段时期内仍是其它城市群和地区赶超的对象，其优势地位在短期内仍然是较为稳固和难以超越的。粤港澳地区之所以能成为我国对外开放的领头羊，其中较为关键的影响因素在于：粤港澳对外开放时间较早，而且区域内同时拥有香港和澳门两个国际自由港，以及深圳和珠海两个经济特区，这使得粤港澳城市群具备较强的对外开放属性，而且在体制机制创新上也更加灵活和便利。这一独特优势是我国其它城市群和地区所不具备的，粤港澳大湾区也因此成为我国对外开放的示范性区域。

    不过，在我国全面打造对外开放格局的大背景下，包括长三角城市群和京津冀城市群在内的我国其它地区，也会采取各种措施来提升自身的对外开放水平，可能会在未来一段时期内对粤港澳大湾区形成强有力的追赶态势。特别是作为改革开放的领跑者，粤港澳大湾区可能会先于其他城市群进入改革的深水区，在制度变革和体制创新上面临更多的“硬骨头”和“攻坚战”，从而可能使得未来粤港澳大湾区对外开放的领跑优势有所削弱。这也凸显了粤港澳大湾区创新管理体制，进一步构建对外开放新体制、新格局的重要性和迫切性。

    抓住高端服务业发展的窗口期

    《21世纪》：全球化进入下半场，全球贸易的调整，必然会带来全球产业格局的调整。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对重塑我国在全球产业链中的竞争力将起到什么作用？

    申明浩：高端产业欧美仍然保持着优势，低端产业方面我国的劳动力成本在上升，东南亚开始以低廉优势挤占低端产业，我国的产业面临夹心化的困境，要走出困境必须通过创新驱动向高端产业迈进。

    从世界发展经验来看，中产阶层的崛起是一个国家地区产业技术升级换代的重要原因。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美国中产阶层开始崛起，诞生了可口可乐、麦当劳、通用等著名品牌；20世纪七十年代以后，日本的中产阶层开始崛起，诞生了索尼、松下、丰田等著名品牌。粤港澳大湾区人均GDP达到2万美元，已经跨越了1万美元中等收入标准。不算香港和澳门，珠三角地区人均GDP是1.6万美元，也超过中等收入的水平。这也就是说，粤港澳大湾区的中产阶层正在迅速崛起，这正是树立自主品牌、提升产业技术能力的最佳时期。

    纵观二战后的历史，能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无非是抓住了两个窗口期：第一个窗口期就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大发展的窗口期，二战后，欧美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日本，日本发展起来了；后来转移到亚洲四小龙，亚洲四小龙也发展起来了；上世纪80年代又转移到我国珠三角地区和内地很多地方。

    第一个窗口期，我认为粤港澳大湾区抓住了。而第二个窗口期，就是高端服务业发展的窗口期。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制造业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都引入了高端服务业，发展高端服务业，树立了全球很多的品牌，提升了产业的技术能力，形成行销全球的高质量、高附加值的产品体系。粤港澳大湾区的未来，就在于抓住第二个窗口期，就在于如何使高端服务业在珠三角地区、在内地集聚。香港、澳门是现代服务业为主的一个产业形态，而珠三角地区是全球制造业的中心，两个优势必须相结合，引领中国的产业向高端迈进。

    产业梯度的天然优势

    《21世纪》：目前，粤港澳大湾区内部，香港、澳门最为发达，珠三角地区的9座城市发展程度不一。这些城市如何错位发展？

    申明浩：从收入差距的方面来讲，粤港澳大湾区存在三层或四层的产业梯度，第一层是港澳人均GDP都在30万元人民币以上，第二层是接近20万元水平的广州、深圳，第三层就是10万元左右的佛山、珠海、中山，第四层是惠州、江门、肇庆，7万元左右的水平。

    收入水平的梯度，对应的是产业的梯度。一个湾区，一个城市群能够不断地有效地向前发展，不断地有效地向前演进，需要产业有一定的梯度。这就是所谓的核心与外围，这样一个区域的产业就有比较长的延续性。珠三角地区重大优势是产业梯度，比如深圳有一些制造放在东莞，有一些放在惠州。存在产业梯度，说明产业的配套能力会比较完善。中国沿海地区制造业劳动力成本已经非常高了，其中大部分城市劳动力工资水平接近东南亚地区的三倍，而深圳可能是六倍。制鞋、纺织、服装等产业就有转移到中国西部以及国外的趋势。

    由于存在产业梯度，粤港澳大湾区产业配套能力会持续保持，这跟美国就不一样。比方苹果公司，想生产一个模型机，想改一下，在美国不可能立刻拿到，得到深圳这边去下订单才能拿到。但深圳的厂家就不一样，他能够下一个单，立刻就可以收到产品，因为深圳聚集了手机产业链99%的环节。

    粤港澳地区能够成为世界的制造业中心，同时未来还可以成为世界的服务业中心和消费中心，正是因为这里有梯度的产业配套。

    粤港澳大湾区的提出，意味着这块区域的融合要进一步加快，怎么样让香港和内地的市场一体化、交通网络互联互通、产业共同发展、体制机制能够相协同，这是未来发展的一个重点。同时，以前珠三角、内地的开放更多的是偏重于制造业的开放，未来的开放就是服务业怎么去开放。服务业更快地开放、更高程度的开放是可以帮助制造业的升级转型。所以市场的开放、产业的开放以及营商环境的对接，是未来粤港澳大湾区发展非常重要的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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