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方破获的假冒伪劣汽配商品。

罗聪冉 摄

法治周末见习记者 罗聪冉

一件件劣质的汽配商品，随便贴上某品牌的logo，就摇身变成了所谓的名牌商品，然后堂而皇之地销往全国各地……在国内汽车保有量不断增长的背景下，假冒汽车配件问题日渐突出。

近期，广东省佛山市公安局三水分局(以下简称“三水公安”)借力阿里巴巴平台治理大数据技术，成功捣毁一条制售假冒汽车配件的犯罪链条，打掉两个犯罪团伙，抓获14名犯罪嫌疑人，涉案价值达1000多万元。

专家认为，此次案件是电商大数据与政府监管有机结合的典型案例，电商企业虽然掌握庞大的数据信息，但自身没有执法权，需和政府监管机构有机联动，才能充分发挥电商大数据的社会价值。

涉案价值上千万元

今年6月，阿里巴巴平台治理部向三水公安移送一条案件线索——某网店销售假冒汽车配件。经过警方一个多月的研判分析，一个以池某为首销售假冒品牌汽车配件的犯罪团伙逐渐浮出水面。

三水公安相关负责人介绍，该售假团伙长期活跃于佛山，在网上注册多家网店，大量销售假冒品牌汽车机油滤清器、空气滤清器等产品，涉及大众、别克、奥迪、福特、路虎等10多个知名汽车品牌，每个月的营业额约8万至10万元。

据嫌疑人池某交代，虽然这些汽车配件单价并不高，根据不同牌子价格从5元至45元不等，但因为其销售的假冒汽配价格只是正版价格的1/2甚至1/3，所以并不愁销路。

“如此巨大的销售额，必然会有庞大数量的‘假货’来支撑。”警方侦查后发现，该团伙在广州市某工业区租用的仓库面积并不大，只能存放少量商品，池某及他的团伙平日只从事销售工作。警方由此推断，该团伙背后应该有一个专门生产假冒品牌汽车配件的“上家”为其提供庞大货源。

为把制售假链条连根拔起，警方层层抽丝剥茧，并在阿里巴巴提供的大数据帮助下，查到池某的“上家”——谢某和其位于温州的制假窝点。

三水公安介绍，谢某为温州某滤清器工厂厂长，在生产自主品牌滤清器的同时，暗地里非法制造假冒名牌汽车的滤清器，并通过网络向全国各地销售，池某就是其“下家”之一。

7月14日，见收网时机成熟，三水公安出动60多名警力分别前往广州、温州进行统一收网，在当地公安机关的配合下，成功打掉这两个制售假冒注册商标商品的犯罪团伙，捣毁3个作案窝点，抓获池某、谢某等14名犯罪嫌疑人，缴获大量假冒品牌汽车的机油滤清器、空气滤清器等汽配，以及打码机、输送带等生产工具一批，涉案价值达1000多万元。

据谢某交代，他们在温州租用废旧厂房，通过购买一些淘汰掉的打码机、输送带生产工具，雇佣当地人员进行粗劣加工，客户要求下什么牌子的单，他们就贴上什么品牌的logo，然后销往全国各地。

目前，涉案犯罪嫌疑人已被检方批准逮捕，案件仍在进一步审理中。

借力大数据展开警企合作

“假冒伪劣产品的质量无法保证，不仅损害了消费者的利益，也为交通安全埋下了隐患，其进入市场后对经济秩序也可能造成严重影响。”三水公安经侦部门负责人介绍，今年3月，三水公安部署开展打击侵犯知识产权犯罪专项行动，重点打击利用互联网实施的犯罪，以及跨区域犯罪等犯罪活动；截至目前，三水公安共侦破假冒注册商标犯罪案件7宗，刑事拘留44人，查获一大批假冒名牌手表、UPS电源、打印机、啤酒及汽车配件等假冒品牌产品。

阿里巴巴知识产权保护总监叶智飞介绍，通过多年的打假工作发现，线上打假只能治标不能治本，大量犯罪活动的犯罪准备、实施、销赃等过程，不单发生在一个平台上，若单一从某个平台做工作，只能做到信息层面的清洁，无法真正解决假货问题。

“该案进一步彰显阿里巴巴‘像治理酒驾一样打假’的决心和能力。”叶智飞谈道，“打假离不开社会共治，我们将继续与警方展开线下打假活动，从源头打击假货。”

当然，这并不是阿里巴巴第一次与公安合作。公开资料显示，仅2015年9月到2016年8月之间，依托阿里巴巴的大数据打假，执法部门已经关闭了约675家假货的生产、库存和销售点。

“基于平台技术，阿里巴巴有一套完整的知识产权保护主动巡查系统，通过这套系统，大数据模型会不间断地扫描平台上的商品，仅2016年通过大数据模型下架删除的商品链接数是3.8亿。”叶智飞介绍，通过权利人和消费者向平台举报的假货特征，平台将这些特征进行总结归纳，然后在各个容易出现假货的场景中进行识别，当识别准确率达到一定程度时，系统会自动下架商品、断开链接；当识别准确率没有达到要求时，会有人工介入审核，这就是大数据模型的“玩法”。

呼吁社会共治 加重处罚力度

叶智飞向法治周末记者表示，假货泛滥的根本原因包括，首先是意识层面问题，多数犯罪嫌疑人、产业从业人员对知识产权犯罪的意识薄弱；其次在办案过程中，公安机关、权利人、平台企业在做了大量的投入之后，犯罪嫌疑人却没有得到真正的制裁，导致再犯、累犯不断出现，使知识产权打假进入一个繁重的恶性循环。

网规研究中心主任阿拉木斯在接受法治周末记者采访时表示，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的起刑标准还有很大的完善余地，打假工作要跟上形势进行“更新”，因为在互联网上销售，一般商家库存较小、能查找到的销售记录也较小，同时，借助于互联网的隐蔽性，灰黑产职业化和规避监管程度也越来越高，所以，需要对相关法律和监管进行完善，调整法律的惩戒性。

此前有学者建议，可以尝试在终身禁止从业、建立黑名单制度等方面寻求突破，进一步降低这些造假售假分子的再犯几率。

对此，阿拉木斯表示认同，不过，他认为，目前，社会信用体系还不健全、网络实名制还存在漏洞，黑名单还未同步共享，使得这一建议还难以落地。

“暴利驱使、违法犯罪成本低，是假货泛滥的最主要原因。”网上交易保障中心副主任乔聪军告诉法治周末记者，阿里作为电商平台，掌握销售商身份信息、买家信息、物流信息、支付信息，可以快速检索、查询、统计、分析，迅速找到关联线索，对于打击假冒伪劣产品的制售，具有天然的技术优势；但它是第三方平台，不具备执法权，必须与政府监管机构有机联动，才能有效打击制售假冒伪劣的行为；同时，也需要呼吁权利人、消费者等各方协同共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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