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访当日，陈丽在捐赠者名单的纪念墙前留影。

受访当日，陈丽正在整理器官捐赠知情同意书及相关文档。

陈丽走进办公室。

今年6月，中国器官捐献日公众教育活动上，陈丽向市民普及器官捐献知识。受访者供图

一次捐献手术上，陈丽（右五）和其他医护人员一起向捐赠者默哀。受访者供图

两年来，陈丽没算过一周工作多少小时，只知道“时间利用得特别紧凑”。

受访当日，陈丽正在整理器官捐赠知情同意书及相关文档。

  大洋网讯 她的工作，一边是死亡，一边是新生。

  她的手机，24小时开机待命，随时准备赶往医院。

  她叫陈丽，27岁，器官捐献协调员。

  她认为，自己更重要的角色和价值是陪伴者、安慰者：“在别人人生中过不去的那个坎上，出现、倾听……让他们觉得有肩膀可靠，相信我会帮他们把事情处理得更好。”让家属在生离死别的“那一刻，有一个安慰，哪怕能减轻他们一点点的痛苦，就够了”。协调捐献成功，挽救了其他生命，固然好，但即便捐献不成功，也“并不遗憾，随缘就好”，因为“我们是协调员，不是劝捐员”。

  陈丽

  27岁，江西人，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器官捐献协调员。当协调员两年来，经她协调成功捐献的案例有300多例，其中超过1/3实现了成功捐献。

  工作中的一幕

  捐献者母亲

  在她的肩上崩溃大哭

  今年中秋前夕，一名2岁的小女孩在楼梯上玩耍时摔下，头部着地，脑死亡。

  她的父母很痛苦，一开始是接受病情，想着孩子没了就火化，后来听医生说可以捐献器官，挣扎之后，他们决定捐献女儿的器官，让孩子的生命在别人身上延续。

  凌晨2点，孩子从当地医院送到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孩子很小，特别安详，就像睡着了一样。过床的时候，一个人就轻轻把她抱过来了。”陈丽开始跟她的父母沟通器官捐赠事宜。由于当地医院也给过相关解释，这对父母更多的是静静地听，偶有不明白的问一两句。

  “两个人都双眼通红，非常疲惫。爸爸私下跟我说，孩子妈妈已经伤心过度，细节就不要跟她说，也不要让她看。”这个男人承担了一切。

  从抵达医院到将孩子送进手术室，这对父母话都不多。直到父亲去太平间签字，只剩下陈丽陪伴母亲，这位母亲才在陈丽的肩上崩溃大哭，诉说女儿多懂事、多可爱，希望孩子有另一种方式可以延续生命，让他们有所寄托。

  “有的家属并不一定是跟病人生前告别的时候哭泣，可能是过了之后的某一时刻才崩溃。而且这个妈妈知道丈夫为女儿伤心又担心自己，所以在丈夫面前都尽量克制。”陈丽告诉这位母亲，她的女儿是天使，在陪伴爸爸妈妈的两年里让爸爸妈妈快乐，最后还帮助了5个人，“这个孩子捐了肝脏、肾脏、眼角膜”。

  捐赠结束之后，陈丽还帮助孩子父亲协调殡仪馆等后事处理，在家属需要的一切环节提供帮助。

  她的忙碌生活

  当协调员这两年，每个月都过得特别快

  这就是陈丽的职业——器官捐赠协调员。

  当协调员两年来，经她协调成功捐献的案例有300多例，其中超过1/3实现了成功捐献。以每名捐献者平均让3.5人重获新生计算，经陈丽的协调，已有300多人因为爱心捐献延续了生命。

  谈及这两年，陈丽的第一感受是“快”，“一眨眼就过了，每个月都特别快”，因为实在太忙了。记者跟陈丽约定的采访时间，曾因陈丽有协调任务而改期几次。等到终于约好，陈丽抽空在午饭时间受访，而地点定在医院门口，如果想选在医院马路对面都不可以，因为“病人在ICU，万一情况变化得随时回去”。

  采访过程中，她不时低头摆弄手机，回完一串信息后，抬头不好意思地说：“我们会加家属的微信，他们有任何事情就在微信上随时问我，还有团队工作，都要及时回复。”采访结束后，她又一路小跑奔向ICU，当晚就睡在ICU。

  陈丽的时间不是陪着病人，就是陪着家属。“脑死亡病人的生命体征、器官功能、微量元素等随时都在变化，虽然ICU有医生护士照顾病情，但我作为协调员，也要时刻关注，随时跟家属沟通病情，如果人家来的时候是一个生命状态，你突然跟家属说病人不行了，就很突兀，家属很难接受。”

  协调员和警察结婚，聚少离多

  目前，广东只有17家医院具有器官移植资质。地方医院主管医生发现病人初步评分符合脑死亡状态，救治的希望渺茫，会初步跟家属沟通病情，询问家属是否考虑捐献。如果家属同意，医院就联络上级对口医院，派出器官捐赠协调员，跟家属进一步沟通，评估病人功能和转运风险，并把病人接回医院。观察12小时后，由脑死亡专家组判定是否的确脑死亡，如果是，接着确定手术时间。整个过程中，协调员要协调沟通医生、家属等各个方面，甚至协调沟通殡仪馆帮家属处理后事。

  每一天，陈丽的手机都是24小时开机待命，24小时里随时都有可能接到电话。无论几点，无论正在做什么，她接到电话后，半小时之内必须出发。“很没有私人时间。深更半夜、凌晨两三点都有接到过电话。”她所在团队的6名器官捐献协调员，都是这样的工作状态，经常晚上12点还在工作，第二天凌晨四五点又开始工作。

  今年6月2日，陈丽领结婚证当天，她匆匆抽了2个小时跟老公领完证，又一头扎入ICU。她老公是东莞人，在江门当警察，夫妇俩把家安在东莞，两个工作繁忙的人聚少离多。有限的相聚时间里，其中一人被一通电话叫走的情况简直是家常便饭。“一次我买了高铁票去江门看他，前面只有一个人就轮到我过闸机上火车了，结果电话来了……”在江门相聚的时光里，她老公也要时刻准备着送老婆回广州工作。

  两年来，陈丽没算过一周工作多少小时，也没算过连续最长工作多久，只知道，“时间利用得特别紧凑”。

  被工作改变的人生

  “我必须坚强，让家属觉得有依靠”

  陈丽认为，自己更重要的角色和价值是陪伴者、安慰者：“在别人人生中过不去的那个坎上，出现、倾听……让他们觉得有肩膀可靠，相信我会帮他们把事情处理得更好。”让家属在生离死别的“那一刻，有一个安慰，哪怕能减轻他们一点点的痛苦，就够了”。

  陈丽回忆起，一个18岁男孩遭遇车祸脑死亡后，其父母想捐赠儿子器官，但又怕亲戚朋友不理解，指责他们没有给儿子一个完整的遗体，“父母很矛盾，他们很想捐，觉得这是好事，让儿子的生命得到延续，但别人的质疑又让他们疑虑这个选择对儿子来说对不对得起他。父母承受了很大的心理压力。”

  “那天中午，（男孩的）妈妈独自一人来到我们办公室聊了很久。我们请她到食堂吃饭，刚点了一个菜，ICU通知说男孩病情恶化，所有的药物都没法稳定住，如果要捐献（器官）必须立即手术。”

  仓促的变化突然来临，男孩的父亲当时在郊区办事，赶回来需要时间，此刻，只能由男孩的妈妈一个人面对：一个人签字，一个人送儿子进手术室就再也见不到……

  男孩的妈妈在等待室号啕大哭，打电话给孩子爸爸，“你怎么还不到，我一个人怎么面对这个事情……”整个过程，陈丽一直陪伴着这位妈妈，拥抱她，用肩膀承担她的泪水，支撑她的身体。

  后来，这位母亲一直感激陈丽，因为在自己很无助的时候，起码有个人在身边陪着。

  陈丽说：“很多时候，家属哭我也想哭，但我告诉自己必须坚强。她哭，我也哭，两个人抱在一起哭没有意义。我必须坚强，让家属觉得有依靠，相信我会帮他们把事情处理得更好。”

  “我们是协调员，而不是劝捐员”

  对于器官捐献协调员来说，协调捐献器官成功，挽救了其他生命，固然好，但即便捐献不成功，陈丽也觉得“并不遗憾，随缘就好”，因为“我们是协调员，不是劝捐员！”

  在所有协调案例中，只有1/3能成功捐献，“有的是家属开始想捐，但后来因为其他亲属、老人家的反对，而不能顺利捐献；有的是病人因器官衰竭、感染等原因，身体状况不能维持，而不能完成捐献。”

  对于犹豫的家属，协调员不会劝说；对于付出几天努力结果还是没能成功捐献的，他们也不沮丧。陈丽说：“这是工作的一部分，我们是协调员，而不是劝捐员，捐不捐完全尊重家属的意愿，这是随缘的事情。”

  “做了这份工作人生会不一样”

  在器官捐献协调员中，女性工作者其实是少数，因为这份工作太繁忙、太辛苦，但陈丽对这份工作却是“一见钟情”。

  陈丽在大学读的专业是中药学，2013年毕业后，她在江门一家医院当了2年药师。2015年中国出了新规定，公民自愿的器官捐献成为器官移植的唯一渠道，器官捐献协调员这一职业应运而生。

  当时，广医二院开始公开招聘器官捐赠协调员。“那时对这个工作的介绍资料和新闻都很少，我上网查了一下资料，觉得很有意义，就来应聘了。”陈丽回忆，当时医院想招聘一名女协调员，“因为跟捐献者道别的时候，家属通常情绪崩溃到极点，男协调员不方便安慰女家属。但面试主管又很担心应聘者的心理承受能力能不能胜任这份工作。”

  陈丽面试时，刚好遇到一台捐献手术，医院让陈丽参与旁观。家属崩溃的哭泣、手术取器官、默哀……这一切都没有吓倒陈丽，“只觉得很震撼，像挑战又不是挑战，感觉做了这份工作人生会不一样。”她喜欢这种感觉，“在家属很需要安慰的时候能有人出现，我做这样的角色，挺好的。”

  从工作获得的能量

  更多地感受到人性的美好

  在捐献器官这样的生死大事中，协调员也更多地感受到人性的美好，陈丽说，“经常遇到震撼人心的事情，会很有感触。”

  让陈丽印象深刻的是一个20岁的男孩，番禺人，独子，遭遇摩托车车祸。“（我）赶到番禺当地医院，大堂里呼啦啦几十号人，都是男孩家族的亲戚。爸爸妈妈想捐献器官，想延续儿子的生命，但是伯伯叔叔都反对，指责爸爸说不该做这样的决定，太冲动了，全家人在争执争吵。当天晚上，病人和家属并没有跟我们回来，我们就先走了，以免刺激家属情绪。”

  第二天，男孩的父母主动联系陈丽，决定不管亲戚的想法，坚持自己的本心，送儿子到广医二院进行器官捐献。“送（男孩去）手术那天，一出电梯，又是呼啦啦几十号人，男孩的全部宗族亲戚都来了。病房里面，男孩父母、年轻的堂兄妹都陪着。但这次没有争吵，亲戚们虽然有反对的，但最后还是来支持，来送行。”

  这是广医二院所有的捐赠案例里，送手术亲属人数最多的一次。陈丽感叹：“中国人宗族的力量是强大而永恒的，但观念还是会改变的。他们也许反对、也许心理矛盾，但最终还是选择支持亲人，在亲人最需要的时候，还是会出现。”

  第二年，还是这个家族，男孩的20多岁的表兄弟出了意外，也到广医二院进行了器官捐献。

  “枯萎凋零伴随生命的生发，人生就是这样”

  陈丽的人生，因这份工作变得不一样。

  看多了生死，她最大的感受是珍惜当下。回看自己的人生，她发现，自己对于重要性的定义和选择也有了变化。“比如拍拖，女孩子喜欢作，一点小事吵架什么的，现在都不会了，觉得为一点小事争吵没必要，还不如两个人好好地在一起。”

  决定结婚也很决断、爽快，她清楚自己要什么，清楚什么是重要的。“也没时间挑，哈哈……”她开玩笑地说，“我的时间都陪伴着捐献者和他们的家人，我的老公就陪伴着国家。”

  虽然忙得没有节假日、没有私生活，她仍然享受这份工作。

  是的，享受！很多人担心协调员成天面对悲剧，会积累太多负面情绪，心理难以承受。但陈丽觉得，生活在这个世界，无论我们愿不愿意，都会有一些悲伤的事情发生，一旦发生，我们就要选择面对和坚强，“我的意义和作用，是在家属最痛苦、困难的时候，陪伴他们。我的两个肩膀沾了无数家属的眼泪，但真正达成病人和家属的心愿之后，他们更多的（情绪）是感谢。一件很不好的事情，有一个相对圆满的解决，也是好的。”她用这种方式化解负能量。

  当药师的时候，陈丽在医院上晚班时很怕鬼，会随身携带朱砂、檀香、手串等辟邪的东西，而当协调员之后，身上反而干干净净，什么都不戴了，“也不知道为什么，一个人去太平间也不怕了。”

  让陈丽觉得神奇的是，同事都公认，移植科跟产科是“好朋友”。“捐献手术的时候，经常遇到隔壁手术室是新生儿的诞生。一边捐献送走一个生命，另一边来一个孩子。感觉生命这边逝去、那边新生，枯萎凋零伴随生命的生发，人生就是这样，世界就是这样。”

  背景

  每一例捐献都离不开

  器官协调员的努力

  2015年1月1日，死囚器官使用被全面禁止，公民自愿的器官捐献成了移植器官来源的唯一渠道。器官捐献协调员这一新职业应运而生。

  2010年，广东省器官捐献刚起步时，全年广东器官捐献仅15例。去年，广东全年的器官捐献是513例。如今，广东遗体器官捐献者人数连续7年居全国第一，约占全国12.6%，PMP（每百万人口的实际器官捐献率）达4.93。今年广东的器官捐献量有望追上香港，PMP将达到6。这里面的每一例捐献，都离不开器官协调员的努力。

  不过，与目前我国每年等待移植的约30万病人相比，器官捐献及协调员的工作，仍然需要社会公众更多的了解和理解。

  专题策划 信时编辑 黄舒

  专题撰文 信时记者 蒋隽

  专题摄影 信时记者 徐敏（除署名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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