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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上海出不了马云却出了屠呦呦?这个问题有了答案…

21世纪经济报道

为什么上海出不了马云却出了屠呦呦?

2017年8月16日,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深圳市社会科学院(社会科学联合会)主办的深圳市社会科学院《深圳改革创新丛书》《深圳学派建设丛书》(第四辑)新书给出了结论: 选拔标准决定人才是否会出现。

上述(第四辑)新书《中等收入国家的发展经济学》指出,落后的标准和学术山头主义让这些优秀的科学家和科技企业在选拔机制中重复性落败。

“上海是一个人口数量庞大、社会发展水平现代的大都市。只要在选拔标准上保留较大的 “方差”(  有一定比例具备优异潜质的人才),马云们涌现会有较大概率。 ”该书给出结论。

该书指出, 2008年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的***俞正声在上海 “两会”期间提出了一个著名的问题:为什么上海出不了马云?

这个问题在此后的多年经常被抛出,上海社会各界对此展开了激烈的讨论,以及不同程度的反思。

至今已过去八年,上海虽没有涌现出一批闪耀的企业家,但不能据此否定上海在人才培养上的成绩。上海作为世界级的大都市,涌现出姚明、刘翔这样世界顶尖的运动员和2015年诺贝尔医学奖获得者屠呦呦女士。

屠呦呦不是院士

但要注意的是。取得国际顶尖声望的屠呦呦女士在中国本土的评价体系里只是一名普通的退休者,没有被评为院士,也不在长江学者、千人计划、浦江人才计划等国家和地方认可的重要科学家范围内。

不仅是个人选拔,企业也遇到诸如此类问题。

深圳的华大基因公司在国际生物技术上建立了领先的地位,并与盖茨基金会等顶尖机构展开合作,但在国内各种国家科技创新重点项目选拔中败多胜少。

显然不仅是在教育和科研领域,经济运转中企业家和他们的创新能否在社会上脱颖而出对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至关重要。

在中国,选拔标准把与屠呦呦相似的科学家和与华大基因相似的企业当作方差给去除掉了。

 社会选拔体系存在功能障碍

上海为什么在企业领域多年来没有出现较为有影响力的企业家?并非一个谜团。

从姚明和刘翔的成功可以为解开这一谜团并带来启发。在体育竞技方面,尤其是单人竞技,运动员的成绩是直观的。按照比赛成绩作为运动员评价标准,刘翔和姚明等具有天赋并得到科学培养的运动员将在比赛中胜出。但如果把选拔运动员的标准复杂化,比如除了比赛成绩之外,还要加试数学和外语,以及增加主观评价等,那么刘翔和姚明的才能将会被稀释掩盖。

运动员的生命周期很短暂。如果晋升程序冗长、机制迟钝,会导致具备优异潜质的运动员在低级别的比赛中花费太长时间而错过黄金期。如果这种情况发生。我们看到的不是国际巨星,而是中学教篮球的 “姚明”和健身中心做教练的 “刘翔”。任何一种岗位人员数量都是有限的,淘汰必须与晋升同时进行,否则优秀人才没有向上的空间。

姚明和刘翔在竞技压力下现均已退役。但如果缺乏退出机制。随着时间推移、环境变化而变得不适应的人无法被更适合的人选替换。

对人的选拔标准分为四类。即奥利匹克标准、筛选标准、品位分类标准和职位分类标准。 选拔标准不同,获胜的人群也将不一样。选拔标准必须与社会岗位的实际性质一致。选拔运动员考察其数学和外语成绩的选拔标准和竞技运动的客观规律不一致。以此标准挑选的运动员在国际比赛中竞争力会大打折扣,将直接影响中国体育的整体成绩。

体育运动因为直观,所以容易解释清楚。但社会选拔体系功能障碍在其他领域就未必如此明显了。

国家高端人才标准不利于真正的科学家

屠呦呦和袁隆平两位德高望重的中国科学家在祖国没有被评为院士,但却被世界科学界授予极高的荣誉说明,我国两院院士的选拔体系和程序与世界一般标准和程序并不一致。 

反向说明,在这套体系下被选出的优胜者未必是最能代表中国最高科技水准的一批人。

中国人才政策的评价标准严格、程序复杂。但无论是上述的哪一种荣誉,屠呦呦和袁隆平都会败给博士学位、英文期刊论文数量、影响因子、国家课题数量、年龄等硬性选拔指标。

正如托马斯.库恩把科学发现分为 “革命性”和 “常规性”两种创新。科学家和其科学发现一样都是跳跃性的而不是线性的,突破性的科研成果也体现在质量上而不是数量上。

所以国家的高端人才遴选标准和程序有利于优秀的职业科技工作者,不利于真正的科学家。

科学家是对科学技术产生突破性发展,是质的突破,具有偶然性和不可预见性。科研工作者则在科技突破出现后进一步延伸,是量的积累,具有相当大的可预见性。

中国的选拔标准有一系列的硬件要求。一般说来,完成博士学位、具有海外经历和发表一定数量的论文之后,年龄还需要在一定范围之内才有机会入围,任何耽搁都不能出现。这对 “突破性”科学发现者而言是不合理的。

就像规定爱因斯坦在具体哪个时间内发明相对论一样不可思议,过早取得成就的科学家未必能取得博士学位。而晚年才取得突破的科学家又会面临李广难封。加之中国的科研评价标准根据数量和影响因子,无法区分研究是 “突破性”的还是 “常规性 ”的。这让善于发表平庸稳妥的 “常规性 ”论文的科研工作者比执着一生攀登顶峰的科学家更容易具备优势。

当然还有更为重要的,在评价 “突破性 ”成果时。评委未必有足够能力辨识。学霸和山头主义在体制内不能忽视其破坏性。这是僵化对创新的压制力量,选拔标准可能是屠呦呦不能被评为院士的根本性原因。诺贝尔奖只授予 “突破性 ”创新的佼佼者。而遴选院士的标准有利于善于 “常规性”创新的科研工作者。

上海也可以出现马云

如果社会选拔体系只选择均值,极力抹杀方差,就会让高素质劳动力批量涌现。选拔标准的问题不在于程序是否严格,而在于标准是否科学。在中国,选拔标准把与屠呦呦相似的科学家和与华大基因相似的企业当作方差给去除掉了。

而履历完整、能力均衡的高均值型人才会被委以重任,就会限制突破性人才和创新型企业的发展,鼓励常规性人才的发展。

上海是一个人口数量庞大、社会发展水平现代的大都市。只要在选拔标准上保留较大的 “方差”(一定比例具备优异潜质的人才),马云们涌现会有较大概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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