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老伯夫妇接受记者的采访　/晨报记者　张佳琪　　杨老伯夫妇欣赏自己的成书　/晨报记者　张佳琪

    晨报记者　叶松丽

　　天天一起打乒乓球的杨老伯出了一本书，而且还把球友们都写了进去，这让杨老伯的球友们兴奋不已，“一边打球，一边给他提供写作素材”。不过，杨老伯的这本书里，不仅仅写了他的球友们，还记录了他自己一辈子的生活、老两口“走到哪、写到哪”的琐碎记录。“我写文章，不是为了当作家，而是要记录一下我们的一生和美好的晚年生活。”杨老伯说，因为写文章，他的晚年生活过得非常充实。
　　如今，给晚辈们留一本书，让晚辈们知道自己这一辈子是怎么过来的，成了很多老年人的时尚和梦想。

　　八旬老人，开笔写作以为乐

　　杨老伯出生在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惠水县一个穷苦农民家庭，1962年毕业于贵阳师范学院数学系。他的老伴吴阿姨则出生于上海家庭。在那个火热的年代，两个天南地北、家庭背景完全不同的年轻人，在新疆哈密走到了一起。
　　上世纪七十年代，杨老伯和吴阿姨从新疆调回贵州，一起在杨老伯的故乡当老师，一直到退休。2002年，已经退休的两位老人，回到上海安家落户，颐养天年。吴阿姨在居委会党总支里当一个支部书记，而爱好打乒乓球的杨老伯则多了一样喜好：写文章。
　　“我把自己日常所见所感写成文章。打球的时候，老年球友一起看看，大家都觉得好。我就请夫人帮忙输入电脑，打印出来，发给大家。”杨老伯说，有了大家的鼓励，他越写越有劲，慢慢地就成了一种爱好，而他写成的文章也越积越多。
　　杨老伯热爱写作，还有另一个原因。“我们退休后，去过很多地方，我想把这些经历记录下来。有一日，我提笔写字的时候，突然发现手抖得厉害，一些常用字竟然也忘记不少。”这让杨老伯有了紧迫感，觉得再不动手写起来，以后就没有机会了。
　　杨老伯说，他们布依族有一首山歌是这样唱的：“久不唱歌忘记歌，久不打鱼忘记河，久不提笔忘记字，久不走亲忘记婆。”于是，杨老伯就开始练笔，把曾经去过的地方、身边的人和事，一一记录下来。这一写，杨老伯就收不住了。
　　“我们早上在中山公园散步的时候，他时常走着走着就停下来，坐到花坛边，从口袋里掏出纸和笔，写起来。”吴阿姨说，杨老伯总会随身带着纸和笔，走到哪写到哪。杨老伯笑呵呵地说，灵感来了嘛，那就得赶紧写掉，不写掉，憋得难受。
　　杨老伯随身带的纸张丰富多样：有包装盒，有台历，有报纸。总之，拿到什么都可以写文章。
　　吴阿姨说，有时候他们坐在沙发上看电视，杨老伯看着看着，突然就站起身，回到房间去写文章。一写就是一下午或者一晚上：“他眼睛盯着电视屏幕，但是头脑里却在想着写文章。”
　　如果仅仅是散步、看电视等情况下突然要写作，这也还没什么：“有时候，睡到半夜，他也会突然一骨碌爬起来，穿上衣服，坐到书桌前写作。我劝他天亮再写，他说不行，天一亮，灵感就飞走了。”
　　杨老伯说，这么多年来，写作已经成为他生活的一部分。“2011年在我国台湾旅游时，游完一个景点，大巴车载着我们到下一个景点，我就把这个景点写完了。”杨老伯说，每到一个景点，他都习惯把景点名称、特点等简单记录下来，等回到酒店里，立即整理成文章。
　　去年，杨老伯的一个学生来看望他，送给他一本小册子，是他自己写的回忆录。看了学生的回忆录后，杨老伯萌生了一个愿望：他也想把自己退休后写的文章，汇编成书。
　　在夫人和女儿的帮助下，今年9月，这本30万字、近400页的书，取名《夕阳练笔》，终于问世，成为他80岁时献给亲人和朋友们的生日礼物。
　　杨老伯带着这本书去参加同学会，去打乒乓球，出去旅游。他把书送给老同学，送给老同事，还有身边的球友们，大家一起分享：“我哈密的老同事们看到这本书，感动得不得了。很多故事他们都忘了，我写出来，又唤醒了他们年轻时的记忆。我觉得这本书还是有价值的。”

　　伉俪情深，一本书写一辈子

　　杨老伯笑称，这本书是他写给老伴吴阿姨的“情书”。
　　的确，翻开这本书，关于吴阿姨的部分，是写得最深情的。杨老伯跟吴阿姨第一次见面是这样写的：“她个头不高，脸团团的，两眼明亮而有神，留着两条短辫，步履矫健轻快，一身黄军装，很精神。”
　　19***年暑假，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在石河子举办首届篮球、排球、乒乓球比赛和各师的文艺汇演。杨老伯见了吴阿姨第一面后，突然感觉眼熟，“似乎在哪里曾见过她”。待吴阿姨走后，杨老伯想起来了：当年春节，各团场文艺队在哈密汇演，他们几个年轻人在核桃树下观看，吴阿姨当时在台上做报幕员。
　　自从在石河子见到吴阿姨后，杨老伯的脑海中就不时闪现着吴阿姨的身影。后来，他们一起从石河子乘火车离开时，杨老伯和吴阿姨在车上聊了一个晚上。天亮前，火车到达吐鲁番时，杨老伯送吴阿姨下车。
　　“握手话别的瞬间，电击式的一股强电流，从我的头顶直窜到脚底，全身热血沸腾，顿觉她的手温暖而有力。”这是杨老伯生平第一次和女性握手。“当她松开手转身离去时，我仍呆呆地站在原地不动，像中了孙悟空的定身法那样，傻傻地看着她的背影走下车去。火车启动时，我才缓过神来，赶忙趴在玻璃窗上往外看，只见几盏昏暗的灯泡，孤独地在那空旷的车站，忽闪忽闪地亮着。我的灵魂被她带走了。”
　　吴老伯到达哈密后，鼓起勇气给吴阿姨写了第一封信，随信给吴阿姨夹上一张他在乌鲁木齐市拍的半身照，“探探水的深浅”。信发出后，杨老伯每天提心吊胆地等待回信。半个月后，终于等到了吴阿姨的回信。从此，两个人开始了书信往来。当时，两位老师花了很长很长的时间，一直在信中探讨“在教学中如何对待男生女生的差异问题”，半点爱情的言语都没有触及。不过，两个人都“心中有数”。
　　对吴阿姨的爱恋，在杨老伯的心里激荡着，总要找到突破口。于是，在后来的一些信中，杨老伯就“坏坏地”抄一些布依族的山歌给吴阿姨欣赏：“十林竹中砍一根，万人当中选一人。不选人才不选美，单选心中合意人。十林竹子砍一棵，百花丛中挑一朵。不挑红花不挑绿，单挑心中那一朵”。
　　53年后，2017年11月2日的下午，吴阿姨挽着杨老伯，坐在记者面前，谈到这一段时，吴阿姨靠在杨老伯的肩头上，脸上露出了少女的娇羞。
　　杨老伯说，这本书，实际上是他和吴阿姨一起完成的。“我用纸写好，她帮我一个字一个字地敲进电脑里，非常辛苦。往往是，我写一千字给她，她敲出来后，就有一千七八百字。”吴阿姨说，她一边输入电脑，一边替杨老伯修改、补充。因为很多记忆，都是他们俩共同拥有的。吴阿姨说，她是这本书的第一个读者。在给杨老伯打字时，她也乐在其中，仿佛重温了那段火一样的青春岁月。所以，她很支持杨老伯写作。
　　杨老伯说，今年夏天，因为一次小小的感冒，他一度病得非常严重。后来，在家人的悉心照顾下，他挺了过来，现在倍感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所以，他正准备把“余生”故事尽快写出来，考虑再出一本书。因为有了这个目标，令他觉得现在的生活非常充实。

　　老人出书，一个时代的缩影

　　在华东师范大学教书的苏老师，最近也给自己的爸爸出了一本书。
　　“他们老年人的圈子里，很流行出一本书：写写回忆录、日常生活、旅游中的山山水水，老人们乐在其中。”苏老师说，她老爸在参加同学和老同事聚会时，也常会收到别人赠送的“老人书”，拿回家后，他都会认真研读。
　　家住浦东的顾老先生退休前是一本杂志的编辑。退休后，他经常组织圈子内的老年文朋诗友出书：“我们会用一个丛书号，一套出版十本。成本分摊下来，就很少了，最后差不多就是每个人出一点印刷费而已。”
　　顾老先生说，他做了一辈子编辑，对书的质量和导向还是很有把握的，因此出版社跟他合作也很放心。因为很多老年人都是写自己的老年生活，讴歌新时代新生活，对自己的幸福生活是发自内心的赞美，有积极向上的价值取向。因此，他们的出版活动，有时还会得到镇里的支持，帮他们承担一部分出版费用。
　　“你们不要觉得我们老年人出书是自娱自乐。实际上，我们每一个人的经历，都是一个时代的缩影。大家要认真看待这些书的史料价值。”顾老先生说，他最近组织的一套老年人丛书，12月初就会跟读者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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